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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在豫東

        發布時間:2014/5/13 14:24:50       來源:本站      點擊次數:1535

        1 結拜土匪頭王胡子

        剛組建的這支千把來人的“抗日自衛軍”向著虞城開拔。

        途中到達永城東南方的李口鄉附近時,適逢大雨,永城北的巴股河水陡漲,要想過河就必須從永城北關大橋通過,而大橋控制在雜八隊王胡子部。

        面對這樣的意外,王化榮的意見是仗著我方人多勢眾可以強行通過,諒對方也不敢怎地。大家都覺得這樣做似乎不妥,于是找來當地人了解情況。

        了解之后方知,兩個月前日寇對永城一番炮擊,城內一片火海,守城的軍政人員未作抵抗棄城逃跑,七八天之后,漢奸領著鬼子就進來了。永城淪陷后,一時間全縣土匪蜂起,都妄想發國難財。他們白天到處搶東西,吃派飯,夜里“拉冤”(綁票)、“過戶”、“綁架”無所不為。除了純粹的土匪外,也有許多人打著抗日和保衛家園的旗號,成立許多大大小小的武裝,諸如“游擊隊”、“看家隊”、“自衛團”、還有“紅學會”、“黃槍會”、“妙道會”等等,人稱“雜八隊”,也稱“呼隆隊”,當地有“三里一隊長,五里一司令”的說法。目前永城的格局是,城內尚駐有日軍和偽軍,城外則由幾股大的雜八隊各霸一地。這些雜八隊名曰抗日,實則也是一些擾民的土匪。控制著城北關大橋的王胡子名叫王景春,拉起了百八十人的隊伍,自稱是“王司令”,他還有兩個弟弟人稱王老三和王老四,也都是這樣的雜八隊頭頭,駐扎在離此地不遠的地方。

        父親認為,不管怎么說王胡子現在打的是抗日旗,對于駐在城里的鬼子可能也還有一點牽制作用,因此應避免跟他沖突。再說,一旦沖突起來,他的兩個弟弟不會坐視不管,那樣一來會帶來更大的麻煩。王喬英甚至說,為了減少在這里耽擱的時間,實在不行就花上點買路錢。劉之武不善言談,但他經常會有一些好點子,他說:“估計王胡子也不愿意跟我們鬧起來,我們可以去人跟他談。我們人多,又有少圃(王化榮的字)這樣有派頭的司令,只怕他巴不得攀上我們呢!我可以陪王司令先進去。”

        這個意見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認可,王化榮也很自信。果真,他們進去了不多時就派人將父親和王喬英等人也請了去,說王化榮和王胡子已經拜了把子,結了盟友。

        在酒桌上,王化榮和王胡子一方面說抗日,但同時也都認為就得從老百姓那里搶東西,王胡子的觀點是“不搶我拿什么養活弟兄們”,王化榮說:“老子在前方打仗,他們就該供給我們吃喝!”。開始時王胡子以為王化榮也與自己一樣是個“大老粗”,但當他知道王化榮當過正規軍的上校團長,現在又拉起了自己遠不能及的“勢力”的時候,讓他既佩服又羨慕。特別是看到王化榮的隊伍里還有劉之武、王喬英和父親這樣的“秀才”和“文人”,更讓他對王化榮刮目相看。

        此前,在王胡子眼中一方面覺得“秀才”和“文人”都是些神秘人物,同時又覺得那不過就是認幾個字,都是些沒有用的家伙,一直抱著你看不上我我更看不上你的態度。但父親和劉之武等人穩重的談吐很得他的信任和好感。

        席間,正如劉之武所預料的,王胡子直言自己勢單力薄的苦衷及與當地其他雜八隊之間的明爭暗斗,十分主動地跟他們套近乎,說了許多“這年頭大家都是過了今天不知明天怎樣,多個朋友多條路”之類的話。

        就這樣,在王胡子的幫助下,父親他們的隊伍避開了城內日本鬼子和偽軍設的崗哨,順利地通過了永城到達虞城。

        2 解困蔡洪范

        中原大戰失敗以后的馮玉祥,一直等待時機東山再起。1938年5月,臺兒莊會戰之后,馮玉祥抓住廣大民眾迫切要抗日的時機,要求他的舊部在有群眾基礎的河南迅速組建抗日部隊,在抗戰中擴展壯大。

        于是,原西北軍的軍官宋克賓[1]、魏鳳樓[2]、蔡洪范等人決定在豫東淪陷區,利用西北軍舊部和地方的關系,各自組建一支抗日部隊,然后由宋克賓牽頭將幾支部隊統一成四個總隊,既是為著抗日,也是為著發展自己的實力。當時在豫東,社會秩序極端混亂。他們一方面各自收容起中國軍隊撤退時留下的散兵游勇,招兵買馬拉起抗日隊伍,同時也避開縣城里日寇的偽政權在而鄉下建立起另一套政權系統。

        曾經在馮玉祥部當過中將師長的蔡洪范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拉起了一支抗日游擊隊并自稱是虞城縣縣長。

        這時在虞城,蔡洪范為數不多的兵馬正困守在幾個村莊一籌莫展。

        蔡洪范臨時拉起來的部隊剛開始時有幾千人,除了收容的那些被打散了的士兵,還有農民甚至土匪,據說還搶了一個大地主的許多錢,發了餉錢。在他們還沒有來得及進行訓練的時候,就曾浩浩蕩蕩地向隴海路進發打日本,可還離鐵路幾十里,這些烏合之眾剛聞槍響就全部潰散。潰散后的的隊伍,三五十人一伙、百八十人一隊,均打著蔡縣長的旗號向老百姓要糧要款,敲詐勒索,這時蔡洪范已經很難將其統一了。

        這里的老百姓認為蔡洪范打了敗仗,抗不了戰,保不了家,不愿意再拿錢出糧。于是有錢的人家和普通老百姓串通好,將糧食堅壁清野集中在幾個大圩子里,周圍挖成塹壕,完全拒絕對蔡部的一切供應。蔡洪范所殘留的隊伍,連飯也吃不上,派去向老百姓要糧搞給養的副官也被老百姓捆了起來,不但不給糧連人也不放。

        “抗日自衛軍”去了之后,自然也沒有飯吃。

        蔡洪范和王化榮主張打開老百姓的圩子搶糧食,父親與劉之武、王喬英等人堅決不同意。爭論和商議的結果是由父親和王喬英帶著隊伍中的學生去搞糧食。

        于是,父親和王喬英就帶領著三四十男女青年學生,不帶槍支,不扎武裝帶,一律就是學生打扮,整整齊齊排著隊,站到了一個大圩子前。他們先喊了“團結抗日,不當亡國奴”,“好鐵要打釘,好人要當兵”,“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等口號,又唱起了《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等等抗日救亡歌曲,還有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戰斗歌曲《馬賽曲》。一曲又一曲,學生們邊唱邊流淚。父親和王喬英則對著圩子里的人喊話,宣傳抗日道理,說明他們是真正抗日的,是與老百姓一家人。

        終于,站在墻上隨時準備動手的老百姓悄悄地放下了吊橋,打開了圩子的門。老百姓看出來了,這些人不是土匪,土匪中沒有這樣的學生,更沒有女學生,也不會唱抗日歌。

        從圩子里出來三個老頭,到他們面前就跪下磕頭,說:“我們可見著天了……”一面說著一面淚如雨下,接著就述敘了一些蔡縣長的兵們怎樣以抗日為名搶劫老百姓的情況。

        父親他們能說什么呢,只能好言相慰,同時提出糧草的困難。三個老人并沒有立即答應什么,而是邀請他們進圩子坐坐喝茶抽煙,父親就說人太多了,還是叫人進去拿出來吧。就這樣,他們派了汪木蘭、李淑秀(即李昭)、 還有我的表姐楊新民等幾個城里能說會唱的女學生先進去。寨子里的老太太和婦女看她們都是十七八歲的,就說你們這么大的女孩子,不在家蹲著,在外拋頭露面干什么?女學生們說,我們家鄉被日本人占了,他們殺人放火拉女人,我們在家蹲不了,在外拋頭露面也比在家被日本人殺了好。說著說著就都流了淚。婦女們和其他人都很受感動,非常同情,有人就拿東西給她們吃。后來寨主就派人挑著挑子跟著女學生們出來,為部隊送來面和草料,還放了被關在寨子里的蔡洪范的兩個副官。

        看到老部下王化榮帶來了這么精良的裝備和這么多的人馬,還有父親、劉之武、王喬英以及一大幫學生,蔡洪范十分高興。

        蔡洪范雖然與王化榮關系很熟,卻不是一類人,他顯然是個文化人,也像是個科班出身的軍人。為了表達感情和抗日決心,蔡洪范首先提議飲血結盟。他用刀子割破自己的手指將血滴在酒里,隨后王化榮、王喬英、劉之武和父親也都學他一樣,幾個人的鮮血在酒里混合,然后分盛在碗里,一飲而盡。

        盡管此時大家都很真誠,但由于種種原因,蔡洪范和王化榮日后還是與他們分道揚鑣了,此為后話。

        3 巧遇壽松濤

        蔡洪范與王化榮的部隊在虞城會合幾天后,蔡洪范提議離開這個地處豫、皖、魯交界處被土匪糟塌得不成樣子的小縣,到隴海路南的鹿邑縣投奔河南第二督察專員公署專員兼保安司令宋克賓。宋克賓也是西北軍系馮玉祥的部下,與蔡洪范和王化榮都有些關系,

        大約7月份,部隊到了鹿邑縣,駐扎在鹿邑孤柳樹集。在鹿邑縣附近的老君堂里他們找到了宋克賓,此時宋克賓已經在豫東敵后控制了五六個縣的政權,有了一萬多人的武裝。蔡部到了之后稍加休息即按照宋克賓的要求進行了整編。之后,蔡洪范被任命為豫東抗日第三總隊[1]司令兼為永城縣縣長。在三總隊下設三個團,王化榮為第一團長,這是最精銳的部分,其余兩個團是空架子。任命了劉之武做三總隊的參謀長,王喬英還當秘書長,父親則被任命為政訓處處長。

        其實,軍隊沒有什么秘書長,可給王喬英安排別的什么職務也不合適,此人當過縣教育局長,是個老師輩分的人,但年紀太大,又不懂軍事,于是就還是叫他秘書長,實際上是個空名義。

        到鹿邑縣不久,王喬英就離開了部隊。

        王喬英離開部隊的起因是:王化榮看上了撤退到這里的開封縣縣長的老婆,這位縣長老婆是縣長從開封縣妓院里帶出來的一個年輕漂亮的妓女,王化榮就通過與縣長的兒子換帖子的辦法接近了縣長,然后又把這個他稱為小嬸的女人帶在了身邊。縣長沒敢吭氣,正派的王喬英看不慣,就以老哥的身份批評王化榮,沒想到王化榮惱了,不知對著王喬英說了些什么話,使王喬英整日處在恐懼之中。王喬英病了,病得很重。愛民哥他們去看他時,他流著淚對愛民哥說王化榮要派人殺他,說王化榮是個什么事都能干出來的人,自己老了,現在對王化榮也沒有什么用了,繼續待在這里他非殺了自己不可。父親知道這個情況后,當即決定,為了王喬英的安全,也為了這支剛誕生不久的部隊穩定,就趕緊派人將他送到了當時還未失守的泊州養病。

        從此以后,父親他們就再也不知道王喬英的下落了。

        此時,蔡洪范為了順利地到永城,就在鹿邑縣當地繼續招兵買馬,培訓部隊。父親和劉之武現在雖然有了抗日的地方,但找不到黨組織使兩個老共產黨員感到仍然是沒有著落,他們知道現在是國共再次合作的時期,也知道在這敵后肯定也是共產黨活動的地方,就商量趁著部隊暫時穩定的時候抓緊尋找黨組織,他們希望蔡洪范這支抗日部隊能得到共產黨的領導。

        就這樣過了一個月來月的時間,有一天,劉之武在路上看到十幾個人圍坐在地上吃飯,看他們的裝束特別,不像當地人,風塵仆仆又都是南方口音,就主動上前問他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為首的是個三十八九歲的壯實漢子,很威嚴的樣子,名叫壽松濤,他當時只對劉之武說是從延安來的,要到浙江去找抗日武裝。劉之武聽說他們是從延安來的,趕緊說,浙江太遠了,路上又有土匪,就留在這里吧。

        其實,壽松濤等12人正是共產黨派來豫東到宋克賓部隊做統戰工作的工作隊。他們是在漢口接受了來豫東敵后發展抗日武裝的任務的,到了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確山縣竹溝鎮以后,是省委負責軍事和統戰工作的彭雪楓給他們介紹了情況并交待了任務。當時彭雪楓等共產黨人正在這里積蓄力量,培訓干部,組建新四軍游擊支隊,因此壽松濤的任務就是開展統戰工作,聯系友軍爭取共同抗日,同時配合彭雪楓發展游擊武裝。

        當壽松濤知道劉之武就在蔡洪范的部隊里當參謀長的時候,自然覺得很巧,心中也高興。那時父親和劉之武就勸說蔡洪范將壽松濤他們留下,正在招賢納士擴編部隊的蔡洪范十分高興,當即就同意了。他集合起部隊,將壽松濤等人一一介紹給了他的部屬,并將他們暫時就安排到了父親的政訓處里。

        后來,當劉之武和父親與壽松濤等人深入一些交談,知道了彼此的身份和情況后,雙方都很慶幸。父親與劉之武慶幸終于與黨組織接上了關系,而壽松濤則慶幸這么順利就在蔡洪范的部隊里找到了工作的基礎。

        不久,按照上層統戰關系關于進一步加強政訓工作的共同意見,在豫東地區的幾個友軍部隊中都建立政治部,并確定壽松濤任蔡洪范第三總隊政治部主任,他的工作隊員也分別擔任了下設的組織科、宣傳科、民運科等各科的科長。接著,彭雪楓又以自己和新四軍游擊支隊的名義給蔡洪范寫了一封信,說明壽松濤是派駐在蔡部的共產黨正式代表,同時說明,今后如對我黨我軍有什么意見都可以通過壽松濤轉達或協商解決。

        壽松濤是父親人生旅途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他是浙江人,年齡比父親小一歲,讀過師范,當過小學教員,早期信仰三民主義,1926年的共產黨員,跨黨參加過國民黨縣黨部的工作,1928年擔任中共諸暨縣委書記,是一個正義剛直的血性漢子,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抱著堅定不移的信念并充滿了激情。相同的經歷和共同的理想使他與父親有一見如故的感覺。從1938年夏在鹿邑縣巧遇直到父親1941年春離開永城縣,大約有2年半的時間他們在一起共事,在這段時間里,壽松濤既是父親的戰友,也是黨內的直接領導。一九四一的春天,父親調離永城開辟新地區工作,與壽松濤從此就分別了。同年五月,壽松濤隨著新四軍的主力撤離了永城到津浦路東執行新的任務,不過,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七年他又兩次重返永城工作,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離開。用壽松濤自己的話說,永城是他的“第二故鄉”。

        壽松濤的性格特點是疾惡如仇、剛強、果斷、有魄力。可就是這樣一位共產黨人文革中竟也被戴上一頂“叛徒”的帽子,致這位西北工業大學的校長在一九六九年的冬天郁郁而病終,直到一九七八年才平反恢復名譽。

        4 統一戰線下的政訓處

        地主家庭出身的劉之武感覺到了壽松濤對自己的不信任。他沒有多說什么,認為既然自己出身不好,就不要在這么復雜的地方待,還是到共產黨自己的部隊去。于是,在壽松濤到蔡洪范的部隊之后不久,他就離開了,到了彭雪楓、吳芝圃領導的新四軍第六支隊(原新四軍游擊支隊)。當時雖然蔡部與新四軍第六支隊相隔并不遠,但由于戰爭環境和彼此的工作都很忙,實際上父親與劉之武沒有機會再見面,直到1942年父親聽說了他犧牲的消息。

        為了培養敵后抗日骨干,在征得了蔡洪范的同意后,共產黨就以政訓處的名義在龍崗西邊的菅溝、王石井欄等村舉辦干部培訓班。活動是從1938年的9月份開始,到轉過年來元旦前后日軍對永城地區實施大規模掃蕩的前夕結束,前后4個月左右的時間。

        干訓班的經費主要靠國民黨永城縣政府供給。學員是軍事化生活,每天早上出操,上午下午上課討論,晚上自習到10點多才休息。

        永城本來就是個窮地方,加上連年的戰亂和自然災害,群眾生活苦到了極點。干訓班也同樣常常是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特別是壽松濤他們這些南方人,乍吃高粱面糊糊和窩窩頭,十分不習慣,只是因為肚子餓得受不了才一點一點咽下去。到了寒冬季節,許多人還穿著單衣,大家就互相“打通腿”[1]睡覺,實在凍得受不了,有人就鉆到老鄉牲口棚的草窩里過夜。不過,雖然生活非常艱苦,但工作緊張而熱烈,大家都感到樂在其中。

        干訓班以壽松濤的12名工作隊員為基礎,隊長、副隊長、指導員等都是由他們擔任的。干訓班共辦了三期,培訓了300多青年知識分子,其中包括父親和王喬英他們從宿縣帶過來的五六十男女青年,永城縣原教育局長、地方開明士紳王卓然(失去組織關系的老共產黨員)在當地召集的一大批青年學生,還有蔡部的基層青年干部等。

        干訓班的這些學員此后大都成了抗日的骨干,當地的青年人多是回到了地方的區鄉繼續作發動群眾組織武裝的工作,宿縣來的青年則大部分留在了蔡洪范的部隊里工作,如愛民哥擔任了王化榮團的教導員,父親的本家孫子徐鳳三擔任了王化榮團一營的指導員。

        這個干訓班名義上是蔡洪范的,實際上是共產黨領導的。名義上的領導是擔任第三總隊政訓處處長的父親徐風笑,實際的領導是壽松濤,是永城縣的共產黨組織。

        干訓班貫徹的是壽松濤的工作隊從抗大帶過來的一套方法,采用的的是抗大要求的教育方針:“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等。教學內容也是抗大政治教育的內容,如《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論持久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人運動史、群眾工作、游擊戰術、部隊政治工作等等。這些課程都由壽松濤的工作隊員當老師。軍事訓練的內容主要是徒手、隊列、射擊和游擊戰術。他們給學員教唱的也是抗大的校歌:“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承擔……”。

        當然,父親作為政訓處處長也有許多工作,他要講話,要抓所有具體的領導工作,也要親自給學員上課。他給學員們講國際國內的形勢和軍民關系等,講《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這一切對于一個曾經的共產黨縣委書記來說都是做起來并不很困難的事情。

        在干訓班開始后不久,有青年學生要求去延安。開始時是宿縣的青年學生李淑秀(即李昭)等六位縣城里來的學生在一起議論著去延安,他們認為直接找共產黨可能更有利于在抗戰中發揮自己的作用。后來又有陳海仙的女兒陳秀章(即后來的李超南)也想去,他們首先向父親提出了要求。父親表示了同意,并正式報告了蔡洪范。實際上,早一些時候蔡洪范已經有一個弟弟在共產黨員的介紹下去了延安。父親向蔡洪范報告后,結果蔡洪范的兒子也要去。不知當時具體的經過是怎樣,據愛民哥說可能蔡洪范還給他們一行八人出了路費。

        在干訓班期間,共產黨的組織發展工作在壽松濤的領導下也抓得很緊,父親帶出來的家鄉青年學生大多也是在這期間成了共產黨員。

        愛民哥當時各方面都表現很突出,可因為他說了一句話,使他沒有第一批入黨。

        情況是這樣的:那時大家肚子都餓,就想起來老百姓家棗樹上的累累紅棗,說著說著,幽默快活的愛民哥就說:“去打棗吃怎么樣?走嘛!列寧說要為了面包而奮斗嘛!”,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不知怎么這事傳到了壽松濤那里,壽松濤很不高興,怎么徐愛民能這么說話呢?當時擔任組織科長的糜云輝(工作隊員,后犧牲)解釋說:“沒事,徐愛民是開玩笑說的。”但壽松濤認為,作為共產黨員不能開這種沒有原則不負責任的玩笑,玩笑話里也是有政治的。于是,為了教育愛民哥,也為了教育大家,第一批入黨的名單中就去掉了愛民哥。

        當時新民大姐為自己能第一批成為共產黨員而自豪極了。可對于愛民哥來說,沒能第一批入黨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也是一次深刻教訓,從此愛民哥記住了共產黨員不可以隨便說違背政治原則的話。

        我想,可能老共產黨員所共有的那種嚴肅嚴謹的作風也就是這樣形成的吧。

        在舉辦干訓班的這個階段,蔡洪范與壽松濤和共產黨以及新四軍游擊支隊的關系還是很不錯的。這一方面因為當時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環境比較好,同時也由于蔡洪范的部隊不是蔣介石的嫡系,在物資供應等方面都不被重視,在政治上也不被信任。

        愛民哥告訴我,當時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王化榮叫他的勤務兵與另一個士兵一起把國民黨從老河口派到政訓處來的三個特務騙到了去鹿邑縣的途中,在河邊的高粱地里全部干掉丟到了河里,不久,王化榮團里的這個士兵就被調到蔡洪范身邊當了他的隨身勤務兵。這件事說明,王化榮派人干掉三個特務是出自蔡洪范的授意,也說明原西北軍為了發展自己的勢力,不愿意國民黨插手他們的活動。

        在與壽松濤一起工作的日子里,父親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歷史和黨籍問題告訴了他,父親認為自己必須對黨組織忠誠老實。

        但在壽松濤等一些思想十分純潔的共產黨人看來,這樣的歷史過于復雜,特別是當時王明還擔任著長江局的書記,因此父親在莫斯科的那段經歷,什么“托派嫌疑分子”、受過黨內警告處分這樣的“污點”,不得不讓他們對父親保持了一定的警惕性。

        過了一段時間,與父親一起工作的共產黨員們看到父親很坦然,又完全是按照黨組織的指示做事,并且父親身上那種共產黨員所特有的思維習慣和作風也是他們所熟悉的,于是開始的那種警覺慢慢地也就淡漠了,甚至也有人根本就不知道父親的黨籍問題還沒有解決,包括壽松濤工作隊中的共產黨員,也包括家鄉隨父親一起來的那些子弟兵以及永城縣的青年,他們都認為徐風笑是個老共產黨員,都尊重信任他。

        開始時父親迫切希望盡快解決黨籍問題,直到有一次壽松濤對他說“你的黨籍問題解決是困難的,必須經過中央”。

        聽到這個消息父親很失望,但也理解組織上的困難,畢竟許多事情的了解和落實都是需要時間的,大家的工作都很忙,他覺得能在黨的領導下為革命為抗日做事就行了。那時父親在宿縣年輕人中的威信很高,在蔡洪范和王化榮那里也有特殊的影響,同時也由于他在工作中表現出了比較強的能力和才干,所以壽松濤以及彭雪楓、吳芝圃、張震等新四軍游擊支隊的領導對于他都是信任和重視的。但是在父親的內心深處仍然常常為自己不明不白的身份而感到有些尷尬。

        父親的黨籍問題是直到兩年多之后才解決,那時已經是1940年底了。是壽松濤和另一位同志作介紹人重新入黨,是中央批準的,沒有預備期。

        5 龍崗兵變

        后來,蔡洪范對壽松濤及共產黨有了警覺。

        愛民哥的一位同學在王化榮的特務連發展王化榮的侄子加入了抗日民族先鋒隊[1],王化榮知道后對時任王化榮團教導員的愛民哥說:“怎么搞的,有人在下面發展共產黨,你知道不知道?”機靈的愛民哥就說:“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民先隊是個群眾組織,不是共產黨。”過了幾天,蔡洪范又找來愛民哥,對他說:“愛民,我是相信你們的,你們可不能在大圈里再劃小圈啊!” 愛民哥是共產黨員蔡洪范是知道的,不過,他不知道愛民哥此時也擔任著王化榮團共產黨的支部書記。

        蔡洪范與壽松濤兩個人的關系逐漸地緊張起來。國共兩黨之間多年的隔閡橫在他們中間,彼此看不慣,彼此有所戒備。在壽松濤這邊,這個嚴肅正派的共產黨人看不慣國民黨中將軍官蔡洪范頤指氣使的派頭,更看不慣他抽大煙以及縱容部下搜刮民財的腐敗作風,對蔡洪范以及所有的國民黨軍官都保持著很高的警惕性。在蔡洪范這方面最關鍵的是,他不知道共產黨最終會把自己怎么樣,會把自己的部隊怎么樣,不知道在這里干下去個人會有怎樣的發展前途。

        有一次,愛民哥在向蔡洪范匯報一次戰斗情況的時候,他隨手把馮玉祥寫給他的信遞給了愛民哥看,信的內容大意是要蔡洪范在敵后發展三十萬軍隊,動員百姓恢復生產,團結友軍共同抗日,培訓十萬青年學生使之成為抗日軍政干部等等。蔡洪范將這樣一封信給愛民哥看似乎有多重意義,一是表示自己對愛民哥的信任——他也確實喜歡這個機靈又勇敢的年輕人;二是想通過愛民哥告訴共產黨他們對政權和根據地的重視和他們的一些打算;三是向共產黨示好,他把父親看作是共產黨內的一個通情理可以信任的領導人物,他知道愛民哥是父親的侄子。

        但其實當時父親并沒有恢復組織關系,所以盡管他與蔡洪范曾經換過帖子,私人關系比較融洽,但他很拘謹,還不能以共產黨員的身份放開手腳干工作,無法說更多的話做更多的事。總之,愛民哥向黨組織匯報的這些情況,最后是不了了之了。終于有一天蔡洪范決定離開永城,而此時父親再按照組織的指示去做工作已為時過晚。

        促使蔡洪范下決心離開永城的直接因素是當時華北第一戰區司令鹿鐘麟派了一個參謀來動員他去華北,權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他決定跟隨宋克賓一起將部隊帶到華北投靠鹿鐘麟。父親按照壽松濤轉達的彭雪楓的指示找了蔡洪范談話,蔡則直言不諱自己的利弊權衡,并表示去意已定。

        此后發生的事情按照永城縣黨史的記載是“蔡部發生內訌”,即“團長王化榮扣押了蔡洪范,后經游擊支隊派員調節,蔡獲釋后率殘部離去”。在父親和壽松濤留下的文字里記錄的也是“王化榮不愿意去華北,于是發生軍事嘩變,繳了蔡洪范部的槍,軟禁了蔡洪范。”或者是“蔡和王自相火拼”云云。在所有這些文字記錄中,這次事變的發生僅是蔡與王之間的事情,并沒有說明共產黨人在其中的作用。

        有意地回避一些事實真相在當時也許是統戰的需要。

        愛民哥是這個事件的當事人,他告訴我,這次事變的發生實際上“前臺是王化榮和徐愛民,后臺是徐風笑,而徐風笑是按照共產黨組織的指示工作的”。

        當時,父親將情況向壽松濤等上級領導作了匯報,并提出轉而作王化榮工作的意見,得到批準之后,父親即按照組織的指示開始了對王化榮的工作,愛民哥是父親的助手。

        父親對王化榮說:“部隊里大部分官兵都是我們的豫皖同鄉,你帶他們到人生地不熟的華北,有幾個愿意跟著去?而如果你不走,蔡洪范走后部隊的最高領導可就是你了!”見王化榮仍在猶豫,父親就狠狠地敲了他一句話:“紹甫[2]啊,你看看這些兵你能帶走嗎?!”

        王化榮不得不考慮父親的話。他問愛民哥:“你看我在這個部隊里的威望究竟怎么樣?”

        愛民哥很聰明,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過來說:“兵無所謂,關鍵是干部。除了你之外,你想一想別人還有誰的威望高?”

        王化榮說:“我看風笑可以。”

        愛民哥就說:“是啊,你看部隊的這些干部跟著徐處長出來的有多少,聽徐處長話的有多少,真正能系著這個部隊的是徐處長啊!你現在要離開徐風笑把這個部隊帶走,我看也只能帶走幾個人,部隊你帶不走!”

        就這樣,王化榮下了決心,堅決不走了,聽徐風笑的。

        經過壽松濤、王化榮還有父親三個人的一番精心策劃,決定趁著壽松濤與父親在主持召開孫中山逝世14周年紀念大會時由一團發動兵變,為了避嫌,戰斗一打響,壽松濤和父親就帶領機關人員轉移,愛民哥帶領一營負責解決蔡洪范身邊的事情,王化榮帶領二、三、四營和團特務連、機炮連對付二團和三團。

        愛民哥事先利用自己的同學老鄉好友關系早已作了安排,譬如一營營長王福真[3]、政治指導員徐鳳三等。

        1939年的3月12日清晨,戰斗在愛民哥的指揮下打響了,很快即沒有任何傷亡地順利繳了駐扎在司令部院內的特務連和擔任蔡洪范警衛的手槍排的槍,將蔡洪范軟禁在司令部大院他的臥室里。而二團和三團知道自己都不是王化榮團的對手,所以兩個團的團長只聽到風聲即都派人來到王化榮處表示保持中立,聽候處理。

        戰斗結束后,王化榮在愛民哥的引導下來到了蔡洪范的屋里,一進門王化榮就向蔡洪范跪了下來。

        蔡洪范大聲呵斥:“站起來!沒有出息的東西,說說你為什么干這沒有良心的事!”

        高大魁梧的王化榮低著頭低聲囁嚅著說:“你帶來的那些人太腐朽了,隨意搜刮民財,老百姓都反對他們……我帶來的部隊除了兩個營是廣西、湖南、四川人,其余都是宿蒙一帶的人,他們不愿意離開家鄉去華北,再說越過黃河天險也不容易……”

        蔡洪范氣得渾身發抖,大聲罵:“怎么,你仗著你帶的人多就對我下這樣的毒手?!你16歲就跟著我當兵啊,我把你從一個不懂事的孩子培養提拔到團長,我把你送到中央軍校學習,我哪一點對不起你啊?你怎么能干出這樣傷天害理的事!”

        王化榮連忙解釋:“我是怕老百姓反對才在這個緊要關頭應付一下,只要你還在這里活動,以后我們一團還是服從你的調動指揮。我16歲就跟著你,我不會忘恩負義。”

        見他這樣說,蔡洪范就放低了嗓門說了要去投靠鹿鐘麟的原因,說這里不是久居之地,國民黨的干部已經受到了排擠,宋克賓專員兼保安司令的位子已經被共產黨人接替了,而如果投靠鹿將軍,人事熟悉,部隊的供應也比這里好得多。而且背靠華北向中原發展,既無后顧之憂,又能發展壯大自己的隊伍,這有什么不好?最后,蔡洪范又提高了聲音:“至于黃河天險,我難道就想不到?你放心,我早已經安排好了,那邊有石友三將軍派部隊掩護我們。”

        經過蔡洪范這樣軟硬兼施的一席話,說得王化榮最后掉了淚。一出門,王化榮就心情沉重地對愛民哥說:“蔡先生說的是實話,我16歲就跟著他,我是真對不起蔡先生啊!”見王化榮軟了,愛民哥趕忙說:“既然事情已經到了這一步,就不能再想回過去,這事沒有辦法再弄圓了!”

        回來后,父親又對王化榮說:“你不要猶豫,你在關鍵時刻下的決心沒有錯。不然的話,官兵們有愿意走的有不愿意走的,你們這個英勇善戰的一團還不搞得四分五裂!”

        王化榮忙說:“是啊,我也是考慮到這個問題才下決心這樣干的嘛!”

        父親就按照黨組織商定的意見對王化榮說,等蔡洪范走了之后即由王化榮接替當三總隊的司令和永城縣的縣長。

        聽到又是當司令又是當縣長,王化榮的情緒逐漸高了起來,說:“干!就是這樣啦!”

        兵變后,壽松濤向新四軍游擊支隊司令彭雪楓做了匯報,同時,宋克賓也去找彭雪楓,意圖是希望他幫助壓服王化榮,最后彭雪楓就派來政治部主任肖望東出面調解。

        先是開了一個五人緊急會,除了肖望東還有壽松濤、王化榮、父親和愛民哥。肖望東首先肯定了王化榮此舉是從抗日大局出發,是挽回蔡司令在群眾中的不良影響,是順從了全團官兵的心愿;又重申了新四軍游擊支隊將繼續保持與馮玉祥領導的西北軍,與宋克賓、蔡洪范、魏鳳樓的部隊一向友好合作互相支持的關系;最后提出了解決此次兵變的具體建議:請蔡洪范司令帶著他的部隊到他們愿意去的地方發展。

        然后,按照肖望東主任的意見由壽松濤和父親去與蔡洪范談判。壽松濤向蔡洪范談了三點意見:一是與王化榮先生研究商定,從抗日救國的大局出發,將二團、三團、特務連和手槍排仍然交還給蔡洪范領導和指揮;二是武裝交還后不能動武;三是希望將二團、三團、特務連和手槍排中不愿意跟著去華北的人留下。

        對這三條,蔡洪范全部答應。他說:“我全部的部隊加起來也沒有王化榮的一團人多,只要他不動武,我是不會的。”并表示,一定負責讓不愿意走的人全部留下。

        蔡洪范說話還是算數的,談判結束后他召集起干部來宣布了談判的決定,并要求立即落實。落實的結果竟然是除了原先那幾個跟著他在虞城的青年,其余大部分都愿意留下來!

        這樣的結果可能是蔡洪范完全沒有料到的。

        3月15日的上午,蔡洪范坐著一輛馬轎車,十幾個隨從騎著馬跟著他離開永城,除了組織了部隊送行,還有幾百圍觀的群眾。父親和壽松濤還有愛民哥都去送行了,王化榮沒有去,怕恢復了武裝的蔡洪范會把自己打死。

        看得出蔡洪范的心情異常沉重,他對所有的人包括壽松濤甚至對愛民哥都是視而不見的樣子,只下車與父親握了握手,說一句“后會有期”就上車走了。

        在此之前,蔡洪范曾對愛民哥說,他知道依自己對王化榮的了解,那個人是想不出這樣的點子的,而且王化榮對整個部隊也沒有這樣大的影響,他知道在整個事件里起到靈魂作用的人物是徐風笑,他要愛民哥轉達,要求父親去見他。但父親不可能單獨去,他是與壽松濤一起去的,于是會面時自然彼此只說了些冠冕堂皇的官話。

        蔡洪范臨走前想與父親談什么誰也不知道。

        后來的事,據說是蔡洪范與宋克賓在赴華北途中,因黃河阻隔,遭到日軍襲擾損失慘重,加之士兵思鄉心切,他竟然將隊伍帶回到豫東當了偽軍。后來又率部“反正”,投靠了桂系安徽省主席廖磊,回到了抗日戰場。再后來的事情就不得而知了。

        蔡洪范走后,大家回到一團的駐地研究下一步怎么辦。父親主持,壽松濤發言說,為了穩定永城地區的局勢,由王化榮接任三總隊司令和永城縣縣長,邊執行邊報批。

        王化榮很興奮。他說:“就照壽松濤先生說的辦吧!……嗯,我當司令兼任縣長,就不兼任一團團長了。”接著他就宣布任命壽松濤為參謀長,徐風笑為政訓處長,王福真接替他為一團團長,徐愛民仍為一團教導員等等。最后他說:“我是行武出身,地方上的事情我也不大懂,徐風笑先生多幫我管一下縣政府那邊的工作吧。”

        6 王化榮與龍崗集戰斗

        當了司令和縣長的王化榮情緒高昂,拉開了架勢要在政權建設和軍隊發展中作出一番成績。

        他很清楚抗日根據地——用他的話說就是“我們的地盤”——的重要性,但他基本不識字,自知管不了地方上的那么多事,于是就給父親這個政訓處處長又任命了一個“永城縣政府第一科科長”的職務,縣里的日常事務就完全交給了父親,父親此時抓的主要工作是健全全區鄉組織和恢復春耕生產,而王化榮則全力抓擴軍。

        5月初,王化榮部得到情報,日軍板恒師團一個聯隊,經隴海路沿線集中一千多人,還有部分偽軍,向永亳地區進犯,在距龍崗20里的會亭宿營,其目標明顯是要攻擊縣政府所在地的龍崗集。

        此時彭雪楓的部隊已經轉移。

        壽松濤作為王化榮的參謀長提出了建議,他認為主力部隊也應當暫時轉移,然后“在運動中尋機殲敵”,但王化榮認為,敵人來犯我們就撤退,這給民眾留下的影響太壞。他說:“依照去年胡樓對日作戰的經驗,我們只要能堅持一天,到了晚上如果敵人還不撤,我們就趁著天黑轉移,這樣我們就能立于主動。”

        王化榮說的胡樓戰斗,是指1938年12月王化榮帶著一個營在胡樓遭遇日軍的進犯,王化榮當時還是一團的團長,五、六百日本鬼子和偽軍圍著王化榮的一個營,從上午十點一直打到黑,最后把敵人打退了。

        在這次戰斗中王化榮充分表現了他的指揮才能,直到今天,快90歲的愛民哥提起這場戰斗仍是繪聲繪色,贊不絕口:“王化榮這個人打仗真是有本事!不慌不忙的,那指揮確實是行!……日本人的坦克開過來,我們擺在那里的一個大太平車快讓坦克頂到一邊了,王化榮就說,誰有種誰要能把這個坦克打趴下,我馬上給你升官!那個給他趕馬車的一個家伙站出來說,我去!他就真上去了。他把綁在一起的幾個手榴彈一甩,‘轟’一聲,那個坦克也很小,一下子就癱在了那里。這時他就叫一連以攻為守,攻了一下日本人就退了。就在這個時候,他下令,快走!撤!是個機會!……哈哈,這家伙有經驗,我們就撤走了。……我佩服他!”

        胡樓戰斗是王化榮的驕傲,他覺得胡樓那次那么多的敵人我都能打一天,這次也沒有什么問題。可是,此次非彼次,王化榮的經驗主義導致了龍崗戰斗的慘敗。

        這場戰斗是一團團長王福真和一團團教導員徐愛民具體指揮的。當時王化榮認為他們兩人都跟著他參加過胡樓戰斗,也有了“經驗”,命他們帶領著一營、二營和三營堅守龍崗。王化榮作為永城縣長,本人就帶領著四營和縣政府機關向蘇場轉移,同時也組織居民撤離。

        愛民哥對我們說:“那個時候我和王團長哪里有對日軍作戰經驗呀,當時我倆都年輕,幾位營長都比我們年紀大呢!王團長比我大一歲,也只有23歲,臺兒莊戰斗時他才是個擔架排長,跟著王化榮這一年來的時間從連長、營長當到團長,他哪里來的經驗?而我那個時候熱情是有,我也不怕,但對指揮作戰可以說根本就不懂!”他不無遺憾地說:“如果這次戰斗王化榮在的話,也真有可能堅持到黑天呢,那家伙有辦法!”

        拂曉,日軍的炮兵從西面、北面對著龍崗進行猛烈的炮火轟擊。

        年長一些的二營營長還是有一些經驗的,他對愛民哥和王團長說:“從敵人的火力配備和部隊的運動部署來看,我們不能輕視啊!是不是應早做好突圍的準備?”王團長記得王化榮交待的任務,他猶豫了一下說:“這才剛剛開始,我們怎么能撤呢?我們還是堅持到天黑再轉移!”

        10點左右,北面三營陣地首先被突破了,敵人的步兵呼啦啦沖了上來,與三營官兵進行起巷戰,這一來,二營則背腹受敵,不一會兒二營的陣地也被攻破,巷戰又進入了肉搏戰。

        到了12點左右,王團長意識到陣地已經無法守住,他對愛民哥說:“部隊傷亡太大了,我帶一營,你帶二營和三營,通知部隊向東南方向突圍。”說完王團長就帶著一營向東突圍,結果剛突到圩壕外邊,即遭到了敵人在東北邊小橋溝橋下早已埋伏的輕重機槍的猛烈掃射和炮火的阻攔,王團長和一營的全體指戰員一個不剩地犧牲于敵人的交叉火力網地帶!

        愛民哥眼看著戰友們成片的倒下,就對二營長說:“那是敵人的火力網,不能往那邊跑了!”

        二營長看看敵人的火力,說:“向南跑可以避開交叉火力!”

        愛民哥聽了二營長的意見,指揮著部隊突出圩壕就向南方跑,果真避開了敵人的交叉火力,但那時他們已經毫無還手之力,在敵人的火力追擊和炮火的阻攔下傷亡慘重,到了安全地帶,集合起來查點,只有58人。

        三個營2000多的兵力,最后只剩下了58人!其中干部只有愛民哥和一位副連長。

        看著自己被子彈打穿了一個洞的帽子,想到勇敢憨厚馬上就要發展為共產黨員的王福真團長犧牲了,給部隊指出正確撤退路線的二營長犧牲了,本家侄子一營的指導員徐鳳三也犧牲了,又想到徐樓村來小伙子沒剩下誰了……愛民哥欲哭無淚!

        第二天,愛民哥帶領著他的57位戰友到達蘇場向王化榮、壽松濤和父親匯報。看到主力部隊損失殆盡,王化榮大驚失色。他意識到了自己的失誤,不待別人說什么,自己就馬上說:“我沒有采納壽先生的意見,這次失利我負責……”

        這次打擊對于一貫以正規軍自詡,瞧不起別人“游擊隊”作風的王化榮來說格外沉重,他知道“三總隊司令”已經名不符實,至于那個縣長原本就是掛個名的事。

        在此后的幾天里,王化榮安排父親當代理縣長,又安排壽松濤去負責各區的武裝整頓,他本人則說要帶著部隊余下的人到沙河南項城去休整,要找當時國民黨的河南省主席幫助解決經費和槍支彈藥,并說用不了多長時間他就會回來重整旗鼓。

        父親向他提出:“部隊是不是不能全部帶走啊,縣政府駐地也要留一部分吧。”于是王化榮就把他認為日后可能不那么聽話的干部,特別是學生出身的象我愛民哥這樣的干部都留了下來,他帶著700多人離開了永城。

        實際上王化榮這一去就不再復返了。

        我看到父親留下的資料中有許多關于王化榮的文字,看到關于家鄉和永城的抗日記錄中也是時時出現這個名字,還看到在《彭雪楓軍事文集》中論述游擊戰術原則時記載了王化榮和龍崗戰斗的教訓:“該地方團隊的首長,憑一時之勇,企圖死守龍崗,結果……我地方團隊這種犧牲精神,斗爭意志,的確驚天動地,可泣可歌,然而不善于甚至不運用游擊戰術所遭受到的損失,這血的教訓,當使抗日軍隊銘刻不忘。”

        但所有這些文字都沒有提到他離開永城以后的情況,我們就問愛民哥,愛民哥知道得也很少,他說只記得聽我父親說,王化榮解放后在開封市開個小店鋪,被群眾揭發出來是國民黨的軍官,而且有很多的民憤,后依法被槍決。

        愛民哥特別給我們講了父親的本家孫子徐鳳三的情況。愛民哥說:“鳳三如果不犧牲的話比我們都發展快,大叔說他有出息。鳳三比我小三、四歲,當時也就是十八、九歲啊!這小子很聰明,一筆好字,他父親是個做小生意的,家里有錢,所以平時他花錢很大方,雖然年齡小,但很懂事,性格溫和,所以跟誰也處得來。我們倆自小就處得很好,參加救亡社是我發展的他,以后我們就在一起搞救亡社。他作戰也很勇敢,龍崗戰斗中,我還說了他一句,讓他注意點,他說沒事……鳳三犧牲以后,龍崗的老百姓知道他是徐處長的孫子,是把他單獨埋的,后來他家里把他遷回了徐樓……”

        愛民哥還告訴我,解放后在徐樓村,凡是那次在龍崗戰斗中犧牲了的都成了烈士,家人也享受著烈屬的待遇。而被王化榮帶走的大都是些沒有文化的年輕人,18、9歲,甚至16、7歲,凡是這些人,后來均下落不明,他們的家人也就成了國民黨的家屬,在村里一直抬不起頭來。

        愛民哥說:“解放后我回家鄉一趟,大嫂、二嫂那么多人都對著我哭啊,要孩子啊,所以大叔就一直不愿意回家,他受不了那個刺激呀!全村先后跟著大叔出來抗日的有六七十人,現在成了烈士的也就是十幾個人,其余的是死了還是活著都不知道,反正都是國民黨的人啦!大叔說,我沒有照顧好他們,我回去怎么跟他們家里人交代?我沒法回去啊……”

        7 永城縣歷史新的一頁

        王化榮走后,永城縣的歷史掀開了共產黨領導抗日斗爭的新一頁。

        接到壽松濤的報告之后,彭雪楓即派了副司令吳芝圃帶著一個主力團回到永城,幫助加快發展游擊武裝和建立縣區鄉的民主政權。

        父親先是按照永城縣委書記壽松濤的指示繼續以代縣長的名義行使行政職權,到了6月,共產黨領導下的河南省永城縣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了,這是華中敵后最早的抗日民主政府,父親這個代縣長在新四軍游擊支隊的支持下正式擔任了縣長。

        接著,又成立了縣參議會,以吸收各界人士參加政權管理,父親兼任了參議長。

        不久,永城縣整編了5個地方獨立大隊,成立了一個獨立團,成立了永城縣自衛軍司令部,父親又兼任了司令。

        那時新四軍六支隊挺進豫皖蘇邊區不久,各方面都很困難,新的縣政府成立后,即發出布告,號召各黨派、人民團體,在豫皖蘇邊區黨委和新四軍游擊支隊司令部的領導下,團結各界群眾進行抗日,同時還要在兵員、糧草、軍餉等方面給新四軍以支持。

        翻看這個階段的史料記載,永城縣政府的工作成績卓著:

        “永城縣政府設置了秘書、民政、財政、總務、保衛、教育、軍事等科和一個機關警衛連……

        1939年底,全縣自衛隊發展至一萬余人,其中約5000人陸續上升為新四軍游擊支隊主力……

        各種抗日群眾團體紛紛建立起來,有抗日救國會、農民抗日救國會、婦女抗日救國會、青年抗日救國會、抗日兒童團、老人指導團等……

        為了阻礙敵人的機械化部隊的進攻和便于我軍民在平原地帶開展游擊戰爭,自1939年秋開始至次年春,縣政府組織群眾把全縣農村的主要干路挖成一米多深的溝,這些形成網絡的交通溝,在防御敵人、隱蔽作戰、阻礙敵人的汽車和坦克等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被人們稱為‘抗日溝’……

        縣政府印發了‘永城縣地方流通券’,在永成縣境內統一了貨幣……

        縣政府設金庫,嚴格執行‘一切收入歸金庫’的規定。戰斗繳獲的金銀款項、出入口稅、交易稅、屠宰稅、契稅以及走私漏稅查獲后沒收或罰款等各種收入一律上交金庫,不得私自動用分文……

        廢除舊制,實行以戶為單位按人計畝累進征收農業稅的合理負擔政策,政府貫徹減租減息清債法令,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

        所制稅款收入,全部交縣財政科,主要用于保證抗日政府和武裝部隊的供給,發展教育和生產……

        縣政府組織永城人民踴躍獻款獻物,支援人民軍隊抗日救國,全縣共計獻糧100余萬斤,錢1500元。土布2500尺,棉絮近2000斤……

        1939年底,永城縣群眾在“好兒郎參軍打東洋,救國報家鄉”和“參軍光榮”口號的鼓舞下,出現了父母送子,妻子送夫,兄弟相爭參加新四軍的熱潮……

        全縣先后共辦小學150多所,在校學生約達6000余人,還辦了1所縣醫院;縣委和縣政府還創辦了‘永光報’,組織了‘永光劇團’……

        1939年底,在新四軍游擊支隊開辟的抗日根據地內,永城縣政府已經控制了永城縣的大部分地區……

        徐風笑代表全縣人民,備豬羊犒勞游擊支隊全體指戰員……

        徐風笑在給彭雪楓的一封信中匯報說:我永城縣在此一年以來,縣政權得到初步建立,敵奸斂跡,土匪肅清,人民群眾獲平安生活……

        劉少奇視察了永城縣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后,表揚了永城縣的工作……”

        ……

        這些工作當然不是個人所為,但毫無疑問作為縣長和自衛隊司令的父親也參與其中。

        我看到有史料還記錄了關于永城縣婦女工作的一些情況:

        ……為了慶祝自己的節日,1940年3月8日,永城縣婦女群眾在新四軍第六支隊司令部駐地新興集舉行紀念大會。會場高懸“婦女解放”4個大字的橫標,兩邊對聯為:“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

        支隊副司令員、邊區黨委書記吳芝圃,在會上發表講話。他號召婦女們打碎舊規矩、創造新規矩,做巾幗英雄……

        永城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徐風笑,宣布放足及取締早婚的法令,規定30歲以下婦女一律放足,會場一片歡騰……

        接著麻家鄉婦救會主任李大娘等在會上發言……

        紀念大會后,永城縣的婦運工作得到進一步發展……

        在1941年3個月的反頑斗爭中,永城縣有一些婦女把新四軍指戰員認作兒子或丈夫掩護過去……

        在這段時間里,辦事嚴謹作風沉穩的父親已經在當地各界中建立了很較高的威望,他大刀闊斧豪情滿懷地全力工作著。

        此時,我們全家除了妹妹之外都來到了永城。

        爺爺先是被安排在縣醫院工作,后來因他看不慣西醫那一套就自己在家里給新四軍官兵和老百姓看病;奶奶則操持家務、為戰士們縫縫補補;母親的身體也逐漸恢復了,雖然沒有給她安排具體的職務,但她很忙,要到部隊去給干部和戰士教唱抗日歌曲,要在根據地的村里辦婦女識字班和兒童團長訓練班。

        兒童團員都是9—15歲的孩子,平時,他們在村內學文化、學歌曲,輪換著在村頭、路口站崗放哨查路條,開會時喊口號、拉歌曲,使會場氣氛生動活躍。

        我和姐姐最愿意跟著母親到兒童團去跟著學唱歌,母親有時一天要跑幾個村莊組織兒童團,我和姐姐就跟著她到處跑。

        可我太小,沒記住學了什么歌,姐姐記住了不少,有《共產黨領導真正確》、《大刀進行曲》、《送郎參軍》、《小五更》、《紅纓槍》、《救亡小調》、《罵大漢奸汪精衛》、《新小放牛》、《參加婦救會》、《生產大合唱》等。

        《紅纓槍》的歌詞姐姐至今還記得很清楚:“紅纓槍,紅纓槍,紅纓紅似火,搶頭放銀光,拿起紅纓槍,去打小東洋。小東洋,小東洋,他是橫行霸道的惡魔王。他的野心比天大,想把中國來滅亡,來滅亡。同胞們,不愿意,不愿意,拿起紅纓槍,去打小東洋。山溝里,山頂上,游擊戰爭干一場!打東洋,保家鄉,不讓那鬼子逞兇狂!”

        姐姐也就是這個時期參軍的。原來三總隊的干訓班已經被新四軍六支隊改編為隨營學校,不久,我的聰明活潑不滿10歲的姐姐就被隨營學校選中在抗日歌劇《打鬼子》和《游擊隊的母親》中扮演小孩,演過這些節目之后,隨營學校的領導看姐姐潑辣又大方,自理能力也挺強,干脆就跟母親商量就把她留在學校里吧,從此姐姐就成了新四軍中一名年齡最小的戰士。

        這個時期,跟著我父親來到永城的還有我的五姨父、小姑父、三叔清理、新民姐的妹妹即我的二表姐楊新明、我大姑的女兒黃梅表姐等。三叔清理和新明姐、黃梅姐被安排到了縣醫院干了衛生員,五姨父和小姑父也都給安排了工作。不過,五姨夫和小姑夫兩個人當時在農村都是小康之家,后來都因為受不了解放區的苦,加上想家,中途離開了永城又回到家鄉。

        至于早來的我愛民哥愛華哥和新民大姐這些人當時都已經成了新四軍和地方政權中的骨干,愛民哥在王化榮離開后擔任了新四軍永城獨立一團一營教導員,愛華哥擔任了永城某個區的區長,而新民大姐這個在“三總隊”干訓班里第一批發展的共產黨員,此時擔任了永城縣政府機關黨支部書記。

        這個時期還有一個重要人物必須提及,這個人叫劉家真。

        劉家真雖然文化并不高,只有四年的私塾底子,但他人聰明,參加革命前在宿縣城布店學徒做過伙計,勤學苦練學得一手量布的好手藝,算盤打得嘩啦啦,又快又準。

        1937年,劉家真曾經參加過一個地方抗日武裝,由于他能寫會算,就擔任了這支部隊的“軍需”。1938年初,這支部隊被鬼子打垮了,劉家真在衣服內纏滿了鈔票和銀元,繼續尋找抗日隊伍。當他在永城找到了共產黨領導的那支抗日自衛隊后,隨即將身上所有的錢,全部獻了出來,大大緩解了當時部隊的困難。

        不久,劉家真擔任了時任抗日自衛隊司令和永城縣縣長的父親的副官,很得父親的喜愛和信任。

        后來,劉家真又擔任了庶務科科長,還兼任管著銀行,而所謂“銀行”,實際上全部家當只由一匹大騾子馱著,隨時就能開拔流動。當時縣政府印發“永城縣地方流通券”,在永成縣境內統一貨幣,以及設金庫,嚴格執行“一切收入歸金庫,不得私自動用分文”這些規定,都是在他的具體主持下完成的。當時,父親賦予家真哥一項權力:縣政府印發的“永城縣地方流通券”進入市場時必須蓋有家真哥的私章,否則就是假幣。

        “永城縣流通券”的印制發行這項工作的意義不能小瞧,它堵塞了日偽和國民黨錢幣的流入,對于打擊日偽頑破壞根據地的經濟建設,活躍集市貿易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在永城縣政府工作的日子里,劉家真與我新民大姐談起了戀愛,1939年他們結了婚,劉家真就成了我的表姐夫。

        這個階段對于父親他們來說真是一段熱火朝天的日子。

        8 父親的困惑不過,此時也發生了一些父親看不慣想不通的事情。

        首先一件事是如何處理土匪頭子王老四。王老四的大哥前面提到過,就是那位曾經幫助過王化榮拉來的部隊過巴股河的土匪王胡子。當橫行鄉里的土匪被新四軍打得沒有立足之地的時候,王胡子就讓他的弟弟來投奔當了永城縣長和抗日人民自衛軍司令的徐風笑,于是,王老四帶著兩個連來到了父親這里要求合作,共同抗日。

        這件事父親立即向壽松濤作了匯報。

        擔任永城縣縣委書記的壽松濤連夜派人到新四軍駐地書案店向彭雪楓請示,彭雪楓的意見是:“這樣的慣匪,不可久留,你不早下手,他就會把你干掉,對這種人,不能養虎貽患。”于是,根據彭雪楓的指示精神,壽松濤作了周密的安排。

        壽松濤的公開身份是抗日人民自衛軍參謀長,他與父親用送禮和天天請喝酒吃飯的辦法麻痹了這位自認為過來擔任副司令的土匪頭,父親的副官劉家真還給他的小老婆買了綢緞和高級化妝品。

        然后,有一天王老四在父親住處的酒桌上就被灌醉了,一邊迷迷糊糊地聽著吹捧話,一邊毫不戒備地炫耀自己的那支嶄新的快慢駁殼槍,這個據說是殺人不眨眼的土匪頭就這樣稀里糊涂地被繳了械。

        對王老四帶來的那兩個連,當時則安排同縣政府的4個連一起,每天都在一個地方出操。出操時,單日持槍,雙日徒手。出徒手操時,就把槍架起來,這已成為多少天來出操的慣例,使這兩個連“備周則意怠,常見則不疑”,在王老四被擒的同時,他的兵們正在與縣政府的官兵們一起徒手出操。得到指令后,預先埋伏的我方部隊沖上架機槍的地點,迅速控制了局面,王老四的兩個連的槍枝被收了起來,成了徒手俘虜。

        當天,王老四和他的一些骨干們就被執行了槍決,兩三天內,放了一些人,大部分都槍斃了。

        據姐姐回憶,正值夏秋之際,出了村口,臭氣熏天,有的尸體被老百姓埋了,有的就被野狗吃了。那天是個星期天,姐姐和母親事先都不知道,他們各自從隨營學校和書案店的一個小村里回到父親這里過周末,正趕上了這個事情,姐姐被警衛員帶到院里玩,而母親就在屋里的事發現場。

        在整個對王老四的處理過程中,父親雖然完全都是按照組織的部署做的,但他的思想傾向讓他的領導認為太優柔寡斷。當一位領導要警衛員將王老四那個二十幾歲的老婆拉出去槍斃的時候,父親終于忍不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管怎么說他們是打著抗日的旗號來的,不能都殺了啊,這個婦女還這么年輕,放了吧。但那位領導斬釘截鐵地說:“斬草必須除根!”由此父親在一些同志那里落了個“太右了”的印象。

        第二件讓父親想不通的事是,父親通過關系將退休在家的原吳佩孚的警衛師長王明琦動員出來參加縣政府的工作,此人一出來,永城的許多中上層民主人士就跟著出來了,順利成立了參議會,可是后來這位領導派人將王明琦夫婦倆都殺了。

        還有,原國民黨永城縣黨部的書記夫婦倆和一個女兒三口也被這位領導派人活埋了。

        這位領導人還要愛民哥去殺掉自己的一個親戚,說這個人過去家里掛過日本旗,說過日本人的好話。愛民哥自己下不了手,又不能違抗命令,動一番腦筋后就轉達這位領導人的指示讓別人去干了。這其實這是這位領導人考驗共產黨員是否忠誠的一個辦法,在別人身上也用過。

        ……

        這樣一些事情都是父親內心不贊同的。

        愛民哥說,當時人們的組織觀念都很強,即使是他們這樣互相信任的叔侄之間也是不該說的不說,所以他不知道父親和領導之間究竟發生過什么分岐,他只能從情緒和氣氛上感覺到父親的不滿和惱火,感覺到他與領導之間的矛盾。

        后來,在父親調動了工作之后,黨籍問題解決之后,在一次縣以上黨的干部會議上總結永城縣這段工作的經驗教訓的時候,父親將自己對領導同志的這些意見都提了出來,一件一件,一五一十。據當時參加會議的同志告訴愛民哥,父親的發言整整兩個半天,當時這位領導人對父親所提出的問題作了檢討,說我有錯誤,我的問題主要是有一種報復的心理,感覺國民黨殺我們的人太狠了,對他們不能手軟……

        作為后人,我曾猜想,父親與那位領導之間發生的分歧固然有認識差異的原因,是否與他們當時不同的處境和人事關系也有關呢?父親在永城地方上有許多的熟人,這些熟人給過父親幫助,對這些人父親狠不下心來,而那位領導在當時則完全是個“外來的和尚”。

        還有,他們的分岐是否也與他們曾經有過的不同經歷有關呢?大革命失敗后,那位領導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通緝,其母親和兄弟均遭捆綁、吊打、逼供、審訊,妻子被捕入獄受盡折磨,而那時在我的家鄉里父親卻還可以繼續拉著一些國民黨人一起反貪官污吏斗土豪劣紳,待白色恐怖波及到宿縣時,父親已經離開家鄉去了上海和蘇聯。

        我做了這樣的假設:假若父親也是個“外來的和尚”,假若接下來要寫到的母親、愛華哥、邵葵舅舅還有父親的戰友劉之武等人的遭遇發生在前的話,父親是否還會堅持他當時的認識和態度呢?根據我對父親的了解,我認為他仍然會的。

        (責編: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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