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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城抗戰時期的中流砥柱

        發布時間:2017/6/29 11:32:31       來源:本站      點擊次數:9684

        永城抗戰時期的中流砥柱

        ------憶永城學生大隊

        魏啟民


         

        災難深重的豫東永城人民,為求翻身解放,歷史上曾多次參加農民起義,但都一次次地失敗,遭到統治者的屠殺;在各個歷史朝代,也都有大批農民,不甘于貧困,外出吃糧當兵,結果也是暴尸他鄉,當了統治者的炮灰;還有一些日在饑寒交迫中,鋌而走險淪為強盜。然而,在這塊所謂兵多匪多的土地上,從未出現過一支人民組織的人民武裝。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及其以后的“立三路線”時期,永城人民的優秀兒女,為數不多的共產黨員們,試圖通過暴動奪取政權,成立人民武裝,但也失敗了。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經過漫長而艱難地等待、摸索,組建永城人民武裝的時機,終于到來了。

        1938年5月,日軍占領永城。幾十萬中央軍由徐州經永城潰逃而去,土匪雜八隊蜂擁而起,永城人民經歷了一場空前浩劫,迫切需要一支人民的武裝,抵抗日寇的侵略。在廣大青年學生投筆無路,請纓無門之際,為順應永城人民(首先是廣大知識青年)的抗日需要,中共永東支隊在1938年夏秋,便著手組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永東抗日學生隊。

        學生隊,開始只有十幾個人十幾條槍,但星火很快燎原,到1939年4月,便發展到具有全縣規模的四、五百人的學生大隊。1939年6月,又改編為新四軍游擊支隊(新四軍四師的前身)獨立大隊。他高舉抗日紅旗,朝氣蓬勃地戰斗在豫皖蘇邊區。

        如果說,永城淪陷前,永城縣抗日救亡動員委員會(簡稱動委會)領導的抗日救亡學生隊,是一支具有高度抗日熱情,從事抗日宣傳和清除弊政等進步活動的抗日救亡團體,那么后來重新組建的學生隊,則是曾受到動委會學生隊的影響,啟迪,在我黨我軍(先是八路軍,后是新四軍)直接領導和指揮下的一支抗日武裝。它雖還沿用“學生隊”的名稱,但在質的方面已經升華,由抗日救亡學生隊,發展為無產階級革命軍。

        因而,黨組建的學生隊,實際上是一支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學生軍。它集中了幾百名優秀知識青年(其中一部分是原動委會學生隊的成員),投筆從戎,并帶動了大批青年農民參軍。他們純潔熱情,忠誠無私,富有強烈的民族感和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向往。一旦拿起武器,穿上軍裝,便成了英勇無畏的戰士。

        現就幾個方面,對學生隊的情況,作一概述:

        一、組建

        日軍進永,激起永城人民的極大憤慨,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中央軍潰退丟下大批武器裝備,永城出現了組建人民軍隊的大好時機。但這時由于永城黨的力量較小,又無思想準備和組建軍隊的經驗,結果大批武器落入土匪、流氓和地主豪紳之手,形成了無數股雜八隊和三里一隊長,五里一司令的混亂局面。個別共產黨員掌握了小隊槍支,日軍來后也沒能利用。如中共永東支部黨員李品立任呂店的聯保主任時,領有三十人槍的“谷倉隊”,鬼子來后,解散了。呂店“谷倉隊”的槍,除李品立留下一支卜殼槍,蔡玉琨(蔡新銘的父親)扛走一支套簡,給冀銘武一支十子連,另幾只藏在練劉莊劉桂芝家外,其余都摘下槍栓丟在練劉莊后孫莊前面的葦坑里(蔡新銘說丟在何營子井里,反正是掩藏了)。雜八隊起來后,怕被搞去也未敢撈起。

        雜八隊起來后,散處在永東北丁、陳集子和劉河一帶的原動委會學生隊的劉傳新、劉寶亮等,主動找到盛瑞堂,要求組織青年武裝,宣傳群眾并爭取雜八隊抗日。盛同意后,便向陳儀如要了15支槍,于1938年舊歷五月底在雜八隊司令陳體俊司令部附近的梁油坊,集合了十五、六個青年學生和個別青年農民,成立了一支以武裝宣傳抗日為主要任務的學生隊。不久,擴大到三十余人,分為三個小隊,劉傳新、劉寶亮、盛老四(盛瑞堂的堂弟)分任小隊長。隊員有:劉須彥,王兆明,梁永泉,竇廣堂,吳士昌,周尚文和王樓的倆個青年學生,....等。活動于丁、陳集子和王集一帶,但組織較松散。秋天,很多人生了疥瘡,較重的便自動回家治療,到年底只剩下十余人。

        這支學生隊中有兩位黨員:吳士昌和盛老四。他們是在建隊前盛瑞堂發展入黨的。在隊里,盛瑞堂經常向隊員進行實事、政治教育,講八路軍和蕭縣抗日的情況,通過李品立學生隊的成立和發展,有時還進行黨的知識教育。

        這支小小的隊伍,隱蔽地活動于浩瀚的雜八隊的夾縫中。在當時雖沒能產生較大影響,但它是永東北學生隊的先導,為后來的發展準備了骨干,打下了基礎。

        1938年夏,盛瑞堂、李品立和屠慶太曾試圖爭取冀銘武,想把冀的部隊置于我黨的影響或控制之下,成為一支抗日力量。

        冀銘武有支五六十人學生隊。當時考慮:他是個青年學生,對李品立、屠慶太有師生親朋關系,有爭取的可能性;他父親冀思涵與王胡子是朋友,他易于存在。

        具體的做法是:以盛瑞堂的名義,由李品立、屠慶太出面,召開高莊一帶的青年抗日座談會,邀請冀銘武參加。在會上宣傳抗日救亡,會后有屠慶太出面和冀銘武結拜為交;然后,與冀研究成立抗日團體。經冀同意,在李樓李品立家的最后一次會上,宣布成立“永東青年救國團”,冀紹武為團長,屠慶太為參謀,陳品超任軍需。盛瑞堂的十幾支槍,也歸屠“青救團”。由于冀紹武和?隊匪性難改,和共產黨格格不入,爭取工作失敗。

        同時,盛瑞堂還指派屠慶太打入雜八隊八隊王老三部,以王老三的秘書

        的名義出現,掌握雜八隊的動向,并乘機從中組織自己的力量。后因王老三對毫無實力的學生不放在眼內,使屠慶太在王部無所施展,不久就離開了。

        1938年深秋,永城農村已十室九空,呈現一片凄涼景象。人們心靈中,蘊藏著被踐踏、奴役的悲傷,廣大愛國青年,胸中燃燒著抗日復仇的怒火:永城農村已布滿了抗日的“干柴”,組織人民武裝的政治條件,十分成熟了。

        這時,雜八隊的勢頭在永東也大為減弱。王胡子準備外走,走前去永西進行最后一次搶劫,絕大部分離開永東老窩。之后不久,王老三部去隴海路北投奔國民黨五十七軍于字忠部;王胡子被委派為中央軍的“師長”,也跟著國民黨天水行營程潛部派的一個湖南人叫湯秉南的特派員去許昌。苗橋、茴村一帶的王洪范部雜八隊,舊歷九、十月去興化泰州投奔李明揚。當地只剩下些小鋪雜八隊,大大減輕了我黨活動的外部壓力。

        在此形勢下,中共永東支部決定利用大好時機,著手組織和發展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武裝。分工李品立、屠慶太在高莊一帶成立一支隊伍;盛瑞堂在永東北做爭取紅槍會的工作。

        分工后,盛瑞堂派屠慶太去蕭中縣委回報,之后盛瑞堂又親帶李品立去蕭中縣委,并由縣委組織部長帶盛、李二人去隴海路北找八路軍請求指示和幫助。盛、李去蕭縣時,帶去三發國民黨丟掉的大炮彈,作為對八路軍的禮品。三人一人抗了一發炮彈到隴海路北屬于碭山縣的一個村莊,找到了八路軍領導機關。從八路軍回來后,便開始了永東學生隊的組建工作。

        事先,李品立曾向準備入隊的部分人員分送了一些八路軍的宣傳品。如共產黨堅決抗日為國為民,國民黨消極抵抗黑暗腐敗,《近?魔的下臺》等分析國共兩黨和中日雙方形勢的材料,使大家思想上對國共兩黨和抗

        日形勢下有點初步認識。同時,發展屠慶元入黨,為建隊準備骨干力量。

        然后,李品立、屠慶太(主要是李品立)分頭通知參加學生隊的人于某月某日去某地集合,到八路軍去受訓。被通知的人,均是品立、慶太的同學、學生或親朋好友,都是具有初中或高小文化程度的青年學生。

        魏莊和我同去“受訓”的有比我小兩歲的謝金洲(現名謝光武),兩人都是李品立的學生。1938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穿了一身夾衣,一件舊蘭布大褂,背著中央軍丟下的一條舊質軍毯,分文未帶(家中連一角錢也拿不出),乘著帶有涼意的秋風離開了家庭。

        集合地是高莊東南十五華里、汴河南岸、永城二區五湖鄉的周圩子村(解放后劃歸安徽濉溪縣)。周圩子是豫、皖交界之處,偏僻、隱蔽,氣氛寧靜,周圍無雜八隊居住,是個十分理想的從事政治活動的地方。

        集合后才知道不是受訓,而是成立永東抗日學生隊。由于心情十分高興,也就不管受訓不受訓了。至于為什么叫學生隊不叫別的名稱,李品立的解釋是:我們的部隊是以學生為主體,叫學生隊比較符合實際;學生隊,有一定的號召力,尤其對青年學生,學生隊便于和雜八隊區別。當時,這個隊那個隊很雜亂,王胡子叫“東進支隊”,北邊王樓的一個司令叫“挺進支隊”....,我叫學生隊,可一新人的耳目。

        第一天去集合的約20人左右。除李品立、屠慶太外,還有:(屠莊的)屠慶元、屠慶春、屠運乾;(蔡樓的)蔡振鋼、蔡湘(后隨王胡子西去);(張石橋的)張宗順、張訓讓;(葛店一帶的)張化東、邵士杰、陳品超;(高莊一帶的)趙子杰、魏啟民、謝金洲等。當天去的還有蕭縣縣委派去的秘密交通員趙金財和從蕭縣來的趙健民。

        趙健民,我黨早期黨員,后脫黨。他由蕭中縣委介紹到盛瑞堂處。在學生隊負責宣傳教育,沒有職務。1939年春節后離去。

        集合的人中,除外來的“兩趙”懂些革命、抗日道理屬于“洋八路”外,其余都是當地的“土八路”。土、洋匯合后,“洋八路”想很快傳授其“洋”,而“土八路”則急于擺脫“其土”。所以集合的當天,大家便興高采烈地圍著兩趙,十分新鮮地聽他們講八路、共產黨(當時還不知道新四軍)。他們從蘇豫支隊講到蕭縣的十七大隊(朱茂修部)、十八大隊,....。當天還教會了兩首歌:《共產黨領導真正確》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晚上躺在地鋪上又聽他們講了很久才入睡。一邊是口若懸河,想把知道的東西一下子向大家傾瀉出來;一邊似大旱望雨,想把聽到的新鮮事兒盡收入“干枯”的胸膛。一群眾年青的“土八路”們,從此思想似?然升華,豁然開朗。大有當八路一天勝讀十年書之感!

        第二天離周圩子去高莊一帶活動。差不多每天都有新隊員入伍。到1938年底,已擴大到四、五十人,編成了六個班。這段時間來的有:蔡新銘、張彥秀、蔡新簡、葛昌文、張傳新、郭××(葛店附近郭莊一青年農民).....等。

        永東學生隊只李品立有支卜殼槍,其余都是徒手。即是部隊怎能沒槍?可是當地槍支,全被雜八隊收走,自己又無能力從敵人手中奪取,從哪兒去搞哪?天無絕人之路,在似無辦法中終于找到了辦法:

        偷槍。王胡子雜八隊,當時很多人不干回家,出現了槍多人少的現象。雜八隊管理松散,頭目們對槍支無數。李品立便利用關系從王胡子雜八隊中偷出十幾支槍。

        找槍。李品立把原“谷倉隊”留下的槍又找回來幾支(多數無法再用)。

        奪槍。1939年春節前,王胡子隊伍西去時,一些人在永西攜械逃回,他們把槍裝在口袋內用小土車推回永東。學生隊住屠莊一帶時,陸續查獲了十多支。有一次就查獲七支,是黃昌忠部下大隊長黃思倫的槍(黃思倫本人也逃回來),由于黃思倫是屠慶春的內兄,又把這七支槍還給了他們。

        主力支援。1939年春節后,張震參謀長率部在高莊消滅了王胡子的殘部后,贈給學生的25支槍,為永東北、永東兩個學生隊分用。

        1939年春節后,永東學生隊已擁有四、五十支步槍,基本做到人手一槍。記得1938年年底第一次發給我一支德國造套筒槍時,十分高興,很快學會了裝卸、擦拭,并在屠莊西頭朝天放了一槍以表慶祝。雖然扛起槍來還有些不太協調,但卻硬要表現出兵的樣子來,頗令人好笑。

        1939年年初,永東北雜八隊也趨衰落。陳體俊被日軍打死,部隊解體;董四方受日軍打擊后,人也不多了。永東北學生隊變活躍起來,部隊迅速擴大。這時,去永西壽松濤處學習的劉傳新也回到部隊。到39年春節后,永東北學生隊已發展到六七十人,新四軍游擊支隊派喬廠(han)、徐干(童振鐸)、李士昌來任政指、隊長和分隊政治戰士,骨干力量大為加強。劉傳新這時以永東北學生隊指導員的名義,作為盛瑞堂的助手,來往于永東兩個學生隊之間,兼給永東學生隊教歌和做些宣傳工作。1939年3月,永東兩個學生隊就常在一起了。

        1938年冬,壽松濤受彭雪楓的派遣,率13位從延安學習回來的浙江同志,到駐在永西龍崗集的河南商丘專區保安第三總隊蔡洪?部政治部作統戰工作(蔡兼任頑永城縣長),和徐風笑帶去蔡部的十幾位宿縣的同志匯合,在龍崗西面的管溝村,辦了三期干訓班,畢業后一部分分配在蔡部任營連的教導員和指導員,一部分回家鄉做抗日宣傳工作。永西、永西北(少量宿縣和永東)的大批知識青年,去壽辦干訓班受訓,受訓回家的一部分永西知識青年,根據黨的指示,于1939年春節后,又在酂陽集重新集合,由蔣漢卿率領去書案店新四軍游擊支隊支隊部受訓。受訓后,宣布成立永西學生大隊。

        去書案店受訓的學生約三十余人,多數在壽辦干訓班受過訓,其中絕大多數又是原酂陽完小的學生(有的已是初中學生)。他們是:蔣漢卿、劉曉華、劉曉宇、劉曉東、丁名道、丁汝勤、丁汝琛、謝俊杰、謝俊卿、張啟先、王文味、王文俊....等。

        第一天之后走到書案店,蔣漢卿作為代表先行前往。他找到游擊政治部肖望東主任。第二天大家到達書案店后,在支隊隨營學校速成班(有的說是教導隊)受訓兩周。授課教員是:周秀方(支隊政治部組織科長),講政治;鐘友松(支部司令部參謀),講游擊戰術;程致遠(支部司令部科長),講軍事動作和負責制式教練;肖主任有時也講講形勢。受訓后發槍20支(內有一小全鉤為謝俊卿使用),宣布成立永西學生大隊。任游擊支隊參謀(或教導隊排長)楊斐為學生大隊大隊長。

        永西學生大隊成立后,即回酂陽一帶活動。活動范圍在酂陽、十八里以北,即老永商公路以北,縣北陳集子以西,蔣口一帶地區。

        不久,支部派王振亞任永西學生大隊的中隊指導員(大隊下屬一個中隊),部隊也隨之逐漸擴大。劉永岑、尹傳良、趙秀等也來學生大隊。這一時期參加的還有:丁汝海、張樸、劉來泰....唐庸之也常隨永西學生隊行動。蔣漢卿、劉曉華等同志,因要去永城一區工作,故在學生隊未安排職務。

        王振亞在永西學生隊任職不久,喬廠接任政指。游擊支隊司令部參謀郭仲濤,擔任了很短一段時間的副大隊長兼中隊長。郭仲濤走后,支隊派陳體恕任永西學生隊中隊長(陳可能從支隊隨營學校來)。

        這時的永西學生隊,有五個班,約五、六十人。

        二、鋒芒初試

        學生隊成立之后,大家較缺乏部隊工作知識,僅憑一股革命熱情,試著做了幾項應當而且能夠做的事。

        進行抗日宣傳,喚起民眾抗日,這是做得較多、較普遍的一項工作。

        首先,是大唱革命歌曲。唱歌,既是向群眾宣傳的重要方法,又是對學生隊進行政治教育的重要課程;同時,也是與雜八隊區別的重要標志。很多歌曲唱起來令人激憤,催人淚下,甚至現在哼起來還叫人難以平靜。唱歌,還啟迪、陶冶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活躍部隊生活。因而學生隊成立之后,便把學歌、唱歌當成一件大事,一種學習,幾乎無日無時不唱。從1938年10月至1939年4月,永東學生隊大約學會了四十余首抗日歌曲,有時還舊曲新詞自編自唱。學生隊學會了就唱給群眾聽,每每唱著歌兒進村,唱著歌兒出莊。正如一首歌詞中說的“汗淌淌,樂洋洋,唱著歌兒進村莊”。隨之,嘹亮的抗日歌聲,響徹永城大地。

        為供了解,現抄下曾唱過的兩首歌的歌詞:

        《走啊,向前、向前、向前走》

        走啊,向前、向前、向前走,走啊……!

        一身血和肉,付與民族有,誓去雪我國恥復我仇。

        走啊,向前,向前,向前走,走啊……!

        鬼子侵華夏,野心奪神州,種種慘劇積聚在心頭!

        同胞們,齊奮起,敵人扼咽喉,怎么不還手?

        同胞們,齊奮起,抗戰仗自己,莫再仰歐美!

        走啊,向前,向前,向前走,走啊……!

        我們不奮起,中國由誰救?早晚一死莫在亡國后!

        《我不愿做奴隸》

        我不愿做敵人的奴隸,我不愿受人的欺凌,我寧肯離家去當兵,去打倒橫暴的敵人!

        日本強盜狼子野心,他奪去了我們的東四省,又搶占了平津和我們的上海南京。

        我們要報仇雪恨,把強盜趕出國境,去復興我中華民族,死也要拼命打倒敵人!

        抗日宣傳的第二個方法是進行街頭演出。每到一寸,都演出有抗日內容的雙簧、快板、戲劇等節目。李品立、劉傳新在這方面尤為活躍。劉傳新經常和吳士昌一起演雙簧,唱“月亮一出照樓梢,聽我唱個抗日小調……”。劉在后面唱,吳在前面演,最后以反復幾個“哎呦”而結束。生動活潑,頗有風趣。李品立自編自演的快板《說洋》,寓意鮮明,也很受歡迎。大意是:

        說東洋,道東洋,東洋小鬼太猖狂。

        洋人、洋槍、騎洋馬,挎著洋刀氣洋洋。

        說洋話、調洋腔,“八格亞路”洋屁放。

        東洋胡,東洋裝,一臉橫肉沒人樣。

        自從洋人來永地,黎民百姓遭了殃,

        殺我同胞無其數,奸淫多少大姑娘!

        亡國奴,太凄涼,牛馬生活苦難當。

        于其活著受洋罪,不如拼死干一場。

        拿起刀,扛起槍,人人奮起殺東洋。

        奪他洋槍和洋馬,為民除害樂洋洋,

        樂洋洋!

        描寫日本人踐踏中國土地、欺壓中國人民,最后激起反抗,把日本兵打倒的《啞劇》,是永東學生隊的拿手好戲。此劇,趙建民導演,日本兵常由趙建民、李品立或張宗順扮演,張訓讓,張彥秀,屠慶春、魏啟民、蔡新潔、張化東、蒯漢杰等,則扮演群眾角色。日本兵調戲侮辱婦女,騎在中國人頭上作威作福,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中國人一齊奮起,打倒日本兵。然后,齊唱“工農兵學商,一齊來救亡……”作了結束。演出中間,群情激奮,老大娘流出了同情之淚,當中國人圍攻日本兵時,會場上爆發熱烈的掌聲。

        學生隊還用實際行動擴大影響,從事無聲的宣傳。上門板,捆鋪草,不拿群眾的東西,尊老愛幼,老大娘長,老大爺短地叫個不停。群眾看到這樣的部隊不僅有新鮮感,而且又有一種親切感。因而,到處受到群眾的歡迎。舉兩例:

        1939年春節前的一天,永東學生隊去茴村南的韓樓,剛進西門,看到東門來了一鋪雜八隊。群眾認為都是雜八隊頗為驚慌,李品立當即命令學生隊原地休息,唱歌,群眾情緒才稍稍緩和。后經李品立和雜八隊商定,一邊馬走東頭,一邊馬走西頭。學生隊住下后馬上化妝演出,而雜八隊卻忙于派飯捉雞。韓樓的群眾和雜八隊員被我們的演出吸引過來,雜八隊頭頭十分尷尬,飯后灰溜溜地離韓樓而去。

        又一次,永東學生隊去高莊北的謝店村。離村半里,莊上的群眾有人外逃。李品立叫部隊停止,還用老辦法:唱歌,讓張訓讓吹號(張兼司號號),歌聲和號聲,使群眾認出是學生隊(雜八隊是從來不唱歌不吹號的)。李品立進村,找到村中開明士紳吳子丹,說明來意,群眾方化憂為喜。

        開展抗日宣傳的同時,也活躍了部隊,融洽了上下關系。大家一起唱歌,一起演戲,說說笑笑,熱鬧非常,雖有領導和被領導之分,但從外表很難分出官兵來,真正做到了官兵一致。

        生活上,大家一樣艱苦。不發零用錢和任何實物,衣、被、牙刷還要自備。但大家以苦為樂,以苦為榮。有時,實在饞的無法,則下塘摸泥鰍(不敢捉群眾的魚)改善生活,大家一起摸,一起吃。

        稱呼上,還不習慣稱同志,除盛瑞堂年大些,大家尊敬的叫他老盛外,其余均直呼其名:品立、慶太、傳新、寶亮、法言……。這樣,大家頗感親切,許多同志一直把這種稱呼保持至今。

        互相間,相親相愛,無拘無束。沒有人擺架子,也沒有人板面孔。李品立平時幽默,風趣,有講不完的故事和笑話,因而大家很愛接近他,有時,一群小青年把盛瑞堂圍上,請他講這講那。他除給大家講革命道理外,也講點當地的神話。有次夜行軍,老盛就講了丁集子的“老貓猴”和苗橋會上炸花炮的事,使大家之間困意全消。原來。老盛也是講故事的能手!

        有些小同志,行軍時愛瞌睡,大同志就拉著他們走。有的人很脆弱,愛哭。一有人哭,老大哥們就哄將起來,直到逗笑為止。

        學生隊勝過家庭的溫暖,大家對它產生了深厚的感情,一時一刻也不愿離開它。有這樣一件事:

        1939年春節前夕,一個隊員家中要他結婚,說:兵荒馬亂,姑娘在娘家怕擔風險,日期已定,要提前回家。“在學生隊怎好結婚?”可是又不敢抗命,這個隊員就一面應付家庭:“到時再說吧”;一面向上級表示:“堅決不結婚,請把部隊拉遠點,叫家里找不到。”可是,活動的范圍就那么大,怎能擺脫群眾的追蹤,所以那幾天,不管走到哪,家中總是有人來催。當天上午,家中去催的人更是心急火煩了,領導也只好勸其回家:“已經準備,不回去不好,況又是品立母親的媒人,不然老人家也下不來臺。”在無法再推的情況下,只好回家。花轎已快來臨,借了幾件衣服,剃了頭,草草地拜堂。次晨,仍不顧家庭的反對又匆匆的離家歸隊。父親在后面邊追邊喊:“不過三天,不興空房的,快回來……!”“知道了,晚上就回來……”,老人追不上,懊喪地回家了。

        類似的例子,在學生隊似不止此一人。

        學生隊的抗日宣傳深入人心,影響日益擴大,部隊隨之迅速發展。1939年年初,有大批學生和青年農民參加永東兩個學生隊,能記得名字的有:翟寶三、翟寶樹、蒯德修、蒯德潤、劉須欽、劉須蘭、黨陽合、周法言、蔡鐸、陳品廉、蔣相半(壽松濤的警衛員)、張宗仕、蒯漢杰、蔡新安、蔡振鐸……

        值得一提的是周法言同志的參軍。

        周法言同志家中只有他一個有文化的人,家庭不愿他出來。當他知道學生隊真正抗日又很文明時,便說服家庭堅決來到學生隊。當天,他穿了一身新,像走親戚、辦喜事一樣,非常高興。初來時,他不會唱歌,一唱別人就笑,一說話臉就紅,純樸、熱誠,十分可愛。入伍后,由于他學習認真,工作踏實,不怕別人笑話,他不僅很快學會了唱歌,而且各方面都有飛快進步。不久,他就成了學生隊的骨干。在艱苦的斗爭年代,他又很快成了我軍的一位既有理論又有實際的堅強的政工干部。

        學生隊建隊之初,注意了建黨建軍工作。

        永東北學生隊,建隊后,除及時發展黨員,進行黨的教育外,三八年底還派本隊骨干劉傳新、劉寶亮去永西壽辦干訓班學習(劉寶亮因痔瘡較重未去成),劉傳新在干訓班入黨。1939年年初,喬廠任指導員時,又在隊里發展了劉寶亮等一批黨員,成立了黨支部。

        永東學生隊,三八年底派屠慶元去蘇魯豫支隊受訓兩月,回隊后任指導員。1939年一月,李品立又在屠莊發展了屠慶春、蔡振綱、張化東、張彥秀、魏啟民等入黨,建立了永東學生隊黨支部。

        永西學生隊,王振亞任指導員,發展了謝俊卿等一批黨員,也建立了黨支部。

        這樣,1939年初,三支學生隊都建立了黨支部。

        1939年初,永東北、永東學生隊,都建立了隊,分隊和班,配備了軍政干部。永東北學生隊隊長徐干,政指喬廠、劉傳新;分隊長陳繼增,盛老四和xxx;政治戰士李士昌,劉保亮,翟寶樹;隊部文書劉須彥。永東學生隊隊長陳品廉,政指屠慶元;分隊長屠慶春,黨陽合,張宗化;分隊政治戰士邰士杰,張訓讓,張宗順;隊部文書兼醫生蒯漢杰。永東學生隊班里也沒有政治戰士,我曾任過班的政治戰士。

        建立行政組織的同時,也開始了軍事操練,但不嚴格。

        學生隊還經常注意與外部的聯系與配合。三八年年底之前,永東學生隊除趙全財外,還派屠慶春去肖、宿和隴海路北八路軍聯系。屠慶春能吃苦,潑辣可靠,而且腳大腿長,任務完成得又快又好,被譽為“汽車腿”。

        永東學生隊有時和宿西李時莊部隊靠攏或配合行動。李時莊部的宣傳隊長汪木蘭,是位胖大的姑娘。她曾和我們講過話,我們也看過她們的對外宣傳。見過汪木蘭后,李品立便經常講她的笑話:一次日本人掃蕩,汪木蘭走不動被擔架抬著,四個抬擔架的人壓得嗤牙咧嘴,抬不動。又讓她騎毛驢,結果,毛驢也壓死了。把大家說得哈哈大笑。為此又產生一條歇后語:“汪木蘭跳井——下不去”。

        除上述工作外,學生隊還積極開展對敵斗爭,打擊漢奸土匪,在和日、偽、頑匪的斗爭中生存發展。這里擇要讀幾點:

        (一)監視王胡子雜八隊的行動。

        王胡子走前,學生隊常派人去王胡子司令部,通過王胡子的軍法處長楊福順了解王內部情況。因此,永東學生隊對王胡子部隊了如指掌。由于我軍尚難消滅這樣的大股力量,也只能對他監視。

        1939年1月,游擊支隊派騰海清來永東了解匪情。騰通過盛瑞堂找到李品立。在李品立家,騰和李品立、屠慶太研究了去見王胡子的事,以和王聯絡為名,探聽王的態度和虛實,以便進一步確定我對王的態度。李品立叫屠慶太、陳品超和屠慶太的大爺(慶春的父親)屠振彪帶騰去見王胡子。王對騰雖以禮相待,但他看不起新四軍,同時國民黨的收編大員已到達王部,,故王胡子閉口不談與新四軍聯絡的事。騰此行雖未達到“聯絡”的目的,但卻親眼看到王胡子和王胡子部隊的情況。

        (二)配合主力消滅王胡子殘部。

        王胡子走時,王老四部,于西奇的“憲兵營”,“兩黃”(大小秋葉子:黃永清、黃昌忠)和他們的一部分部隊未跟走。1939年春節期間,雜八隊駐在高莊和其周圍的謝閣子、蔣高臺子、蔣香莊一帶過年。游擊支隊了解后,張震參謀長率騰海清大隊迅速插入永東。張參謀長找到盛瑞堂,請永東的黨組織向他們提供情況,然后制定行動方案。張參謀長經與盛瑞堂、李品立等研究后,由永東學生隊帶路,先搞掉了茴村李永復組織的偽政權,永城二區良民區,然后,李品立、陳品超回高莊,摸清高莊一帶雜八隊的情況,畫好地圖,由李品立的二哥李品方(他在西北軍當過兵)帶著地圖,把新四軍領來高莊,李品立、陳品超則在家掌握雜八隊的動態。1939年春節后的年初四(或初五)拂曉,新四軍從茴村到達高莊,雜八隊毫無提防。我軍按事先部署,在李品立、陳品超的帶領下(部隊到高莊時,李、陳也趕到),迅速解決了高莊、蔣高臺子、蔣香莊號稱三個營兵力約六七百人的雜八隊。謝閣子、王老四部,因與李品立已有聯系,我開始了對王老四的爭取工作,故來勸他。“兩黃”、于西奇等頭目,均在家過年,雜八隊群龍無首,加上沒有提防,部隊松散,故我僅用一個大隊兵力,無一傷亡,很輕易地消滅了敵人。除在高莊劉長清飯館擊斃幾名企圖頑抗者外,雜八隊的大部人員均棄槍逃跑,捉了少數俘虜,其余我未進行追捕(我無法收容許多俘虜,且雜八隊大部是農民,開槍射擊并不合適,任其逃走了)。

        這一仗,勝利大,繳獲多(都是好槍),新四軍聲威大震。從此,王胡子部隊只剩下了人數不多,對我無甚威脅的王老四部了。這一仗,為永城二區的開辟起了關鍵作用。

        (三)爭取王老四歸順。

        王老四叫王景玉,是王胡子的四弟。以前當長工,只是在王胡子拉起部隊后,跟著拉起一小鋪部隊。他本質與王胡子、王老三不同,未有很大劣跡,具有為我軍爭取的可能性。

        王胡子、王老三走后,王老四六神無主,又害怕新四軍,于是便主動向學生隊、李品立靠攏,常撇開他的一幫參謀,單獨向李品立請教。新四軍打高莊前,李品立事先告訴他不要亂動,新四軍到高莊西頭時,王老四很怕,又派人向李品立請示,李品立告訴他別怕,沒他的事。王老四聽了李品立的話果然沒事,以后他便相信和靠攏李品立。這在客觀上提供了一個爭取王老四的良好時機。

        經盛瑞堂同意,1939年舊歷二月初,李品立派永東學生隊的屠運乾、張化東二人去王老四部,開始了對王老四部隊的進一步爭取工作。

        屠運乾的本家哥屠運德是王老四的中隊長(王部只此一個中隊,一百余人。原叫大隊,王胡子走后,改為中隊),屠運乾以中隊事務長的名義,作屠運德的助手共同掌握部隊,張化東任政訓員(類似指導員),負責政治教育和教歌。我們要求王老四部隊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王一一答應。屠、張二同志除向王部進行抗日、愛民教育外,還與屠運德一起,通過結拜的方法,團結王部的下一層官兵。以后王老四雖有反復,但他的六七十人的基本隊伍,1939年秋終被屠、屠、張三人帶到李品立任區長的永城二區編入區隊。

        1939年秋,當王老四只剩下貼身的十幾個人時,屠仍托徐風笑在高莊開藥店的親戚陳永宮帶領,向我永城縣政府(在永南楊園)投誠。由于我當時采取對王老四急于消滅的政策,王投誠不久,他的一伙(包括他老婆)都被殺掉。《永光報》頭版頭條報導了《大土匪頭子王老四伏法》的消息。因二區李品立等對殺王老四有不同看法,報上又刊登了《誰說王老四不該殺》的反駁文章。這一殺,給后來對其他部隊的爭取工作,帶來了很大的被動,起到了為淵驅魚的作用。

        (四)和地方頑固勢力斗爭。

        1939年年初,永東學生隊已初具規模,永城二區區長冠運生①仍打起學生隊的主意,想把學生隊編入他的部隊。他不便直說,便請魯雨亭出面給李品立談。1939年春的一天,魯雨亭在李品立家,轉述了冠的意思。李品立說“把學生隊拉走也好”魯看李不高興,即告別而去。(據說,魯此行是得到壽松濤同意的。)

        事后,李向盛瑞堂談了此事。李說:“冠運生是什么東西,解放前他當區長和文教區員王瀚云一起克扣小學教員工資,我告了他多年沒把他告倒①,在共產黨的天下里,怎能再叫他騎在我們頭上?他莫做夢,我寧愿解散,也不能把學生隊交給他。”盛、李一致表示,不是上級黨委正式決定,誰也別想把學生隊拉走。

        冠運生以后還不死心。有段時間他對永東學生隊“熱乎”起來,和學生隊主動靠攏,以區長身份向學生隊講話,把學生隊夸獎了一番,發給每人兩角錢的二區“流通券”(冠分的票子),送給兩筐大頭菜。因李品立已胸有成竹,故盡量讓她表演。最后確感無望,冠才作罷。

        (五)打擊漢奸土匪。

        為打擊日寇在鄉村的爪牙,永東北學生隊1939年二月,在陳樓的謝閣學校旁,槍斃了曾為日軍帶路、送情報的漢奸竇廣竄。

        竇廣竄是個鴉片煙鬼,日軍來后,當了日軍的便衣偵探,被我俘虜。當時學生隊中還有人沒打過槍,更沒殺個人。殺竇廣竄是首開殺戒。

        不久,永東北學生隊又在陳樓繳了雜八隊旅長丁搴子部的械。

        丁搴子原是土匪,日軍來后,他拉起雜八隊。國民黨從徐州撤退時,68軍軍長劉汝明住蕭縣李石林,永城二區區長王洪范前往晉見,王被劉封為“永宿民軍司令”。王就打著這一旗號到處加委擴充實力。他委王胡子為民軍第一支隊司令(王胡子未聽他指揮),委丁搴子為民軍第二支隊司令。加委后王胡子(王景昌)改名王振亞,丁搴子(丁相朝)改名丁耀東,各起了一個雅號。丁搴子的“旅長”大概由此而來。

        1939年年初,丁搴子已勢單力孤,又攝于新四軍聲威,經我爭取,他便把他的三十多名基本隊伍,編入永東北學生隊。編后,他對我仍存戒心,想待機而變。為免生意外,我便當機立斷將其繳械。繳械的場面頗有趣:由隊長徐干帶隊出早操,變換隊形時,使雙方的人插花并列,然后坐下由徐干指揮唱(槍口對外),徐領唱第一句后喊:“一、二,”我方人員一齊動手抓丁部的槍進行的很順利。余下村頭丁搴子的兩個崗哨,由盛瑞堂、劉寶亮完成了繳械的任務。丁部的人有十幾個參加了學生隊,其余解散回家。當天,丁搴子本人不在。

        與此同時,永西學生隊也捉了兩名漢奸,一個被我槍斃,一個罰款四百元警告釋放。

        三、合編后的永城學生大隊

        為統一領導,加強工作,上級決定永東、永西的三個學生隊,編為永城學生大隊。大隊是在永城縣委直接領導下的一支獨立武裝力量。

        成立大會:

        1939年4月初的一天上午,四支隊伍,映著明媚的春光,伴以嘹亮的歌聲,從四個方向匯集到永東盛營子附近的岳廟村南的柏樹林里,排成講話隊形席地而坐:永東北學生隊與劉子章學生隊背北面南,永東學生隊背東面西,永西學生隊背西面東,情緒十分活躍。真是:三山聚義,共建學生大隊;四方匯合,同唱抗日戰歌。

        楊斐擔任會場指揮兼司儀。互相拉歌后,接著領導和來賓講話。

        首先,盛瑞堂代表上級黨,宣布永城學生大隊成立;宣布了干部名單和各中隊序列:

        大隊長 王振邦(紅軍干部,游擊支隊派來),

        政治委員 盛瑞堂

        副大隊長 楊斐

        總支書記 李品立

        永東北學生隊,為大隊第一中隊。中隊長徐干,指導員劉傳新。

        永東學生隊為大隊第二中隊。中隊長陳品廉,指導員屠慶元。

        永西學生隊為大隊第三中隊。中隊長陳體恕,指導員喬廠。

        劉子章學生隊,為大隊第四中隊。中隊長劉子章。

        學生大隊設宣傳隊。宣傳隊隊長劉傳新(兼)。

        大隊指導員 王振亞。

        大隊部書記 蒯漢杰。

        宣布后,盛瑞堂作了簡短講話。然后,王振邦、李品立和王卓然(來賓)相繼講了話。

        李品立講話前,先來了一段類似單口相聲的開場白:

        說的是,

        無木也是喬,有木也是橋;去木添女變了嬌。

        嬌,嬌,嬌;愛,愛,愛;難吃上烙饃卷著豆芽菜!

        無足也是奚,有足也是蹊;去足添鳥變為雞。

        雞,雞,雞;蛋,蛋,蛋;都被雜八隊吃了派飯!

        無水也是倉,有水也是滄;去水添金變為槍。

        用我們的槍,槍,槍;刀,刀,刀;去對付鬼子的洋槍和洋炮!

        李品立的講話,把大家都逗笑了。

        領導講話后,劉傳新宣布宣傳隊隊員名單。人員大部分從一、二中隊挑選,我和張訓讓、蔡新潔等都入選。劉子章中隊的兩位婦女張士俊(張大廠人)、吳淑坤(城內來的女學生)也入選。宣傳隊集合后,整個成立儀式結束了。

        這時,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徐干指揮一中隊繳了四中隊的械。四中隊的三十多人,除兩名婦女外,一律解散回家。大家估計,這部分一定不是好人,否則,不會繳他們的械。

        1984年4月,我曾為此請問李品立。李說:劉子章自以為是大革命時的老黨員,目中無人,背后說“盛瑞堂算老幾?”盛聽了說:“永城只有一個黨員,沒有兩個黨員。”成立學生大隊前,盛與劉傳新的意見,繳劉子章的械,李品立同意。在成立學生大隊時實施了這一計劃。

        劉子章部隊,也是由青年學生組成。男隊員中有徐顯庚、丁祖凡等。

        第一次“長途行軍”

        學生大隊成立后,便進行長途行軍。從永東經永北到永西北,浩浩蕩蕩行程百里。行軍中大家精神抖擻,笑逐顏開。行軍途中休息時和部隊進村后,都特別活躍,除互相拉歌外,還由各中隊和大隊宣傳隊表演節目。最受歡迎的是吳淑坤表演的歌舞《蝶戀花》和《寒衣曲》;劉傳新、劉永岑等人表演的雙簧;陳繼增跳的踢踏舞等節目。有時也歡迎大隊干部楊斐、李品立等來個節目。即使不很活躍的徐干、陳體恕、劉寶亮等,也活躍了起來,帶頭拉歌和指揮唱歌。因而,學生大隊每到一地都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群眾把部隊圍在中間,像逢集趕會一樣熱鬧。

        一百里路的行軍,對一個老戰士來說,算不了什么,然而對于剛入伍不久的新兵,對于未離開過家門的人,卻是一件大事。在他們看來,一百多里就算很遠了,何況還要跨越封鎖線,冒著日軍出擊的危險。學生大隊一沒經濟來源,二沒較好的裝備,又值青黃不接,生活十分艱苦。在這種時候離

        家遠行,即或未離縣界,也無異于一次小的“長征”。但由于熱情高,思想工作活躍,官兵同甘共苦(大隊干部還沒有馬),故行軍十分順利,未出現逃亡,成了學生大隊成立之后的一次大宣傳、大游行、大示威。學生大隊經受了第一次考驗。

        第一個戰斗行動

        學生大隊到達蔣口一帶時,第一個戰斗行動就是捕捉劉子源。

        劉子源,永城一區劉崗人,是國民黨一區區長,地方劣紳。他暗中勾結日偽,不除掉他,一區的抗日局面無法打開。

        劉子源是學生隊隊員劉曉華、劉曉宇、劉曉東的伯父(劉曉華、劉曉宇這時在一區作地方工作)。劉家三兄弟大義滅親,他們提供線索并由劉曉華親自帶路執行這一任務。擔任捉劉的部隊是一中隊。劉捉到后,看押在一中隊,準備以后處理。

        同時,還在蔣口一帶捉到一操山東口音的禿子,據說是敵探,審訊后處決了。

        宣傳隊的風波

        在永西活動一段時間后,學生大隊回師東向,又回到高莊、大茴村、呂店子一帶。這時的學生大隊,除歌聲外,又有了操練聲。歌聲伴著整齊的步伐,顯得更有生氣了。

        這時宣傳隊出現了小小的風波。和吳淑坤一起來的張士俊,對學生大隊毫無感情,一人常做禱告(她是耶穌教徒,她哥哥是張純智是個反共派),在呂店子附近時,她提出不干回家的要求,并邀吳淑坤同行。劉傳新未加慎思就同意了。她們走約半小時劉傳新恍然大悟,感到不應放吳淑坤走。于是帶著張訓讓等跑了五、六里路,又把吳淑坤追回。大白天演了出“追吳”的喜劇。其實,吳并非想走,只是礙于情面不好拒絕張的要求,同時,誤認為領導真的想叫她走。幸好有這“一追”,不然,一個革命同志,便被“放”走了。

        宣傳隊成立之后,劉傳新熱情很高,除教歌排節目外,還經常找人談話,其中和吳淑坤的接觸便多起來,于是引出了閑言。大隊領導為照顧影響,把劉傳新調回一中隊,李品立兼任宣傳隊長。不幾日,陳杰(徐干的妻子)從隨營學校調來任宣傳隊長。

        陳杰,年青漂亮,參軍前是蚌埠城內的中學生。日軍來后,逃難到鄉下徐家與徐結婚。可是陳到宣傳隊不久,就與徐疏遠,為個人問題無心于工作,加上缺乏能力,故她去后,一些宣傳隊員紛紛離去,宣傳隊瀕臨解體。

        剿匪除霸、打擊頑偽

        三中隊留在永西、永南的時間較久,這方面做得較多。其要者有:

        活捉王鳴岐。王鳴岐,名放風江,字鳴岐,永西酂城王竹園人。是永城第一號劣紳。1939年初,新四軍來永后,打擊和清除了日偽和雜八隊力量。偏永西一隅的頑縣長王化榮,五、六月離永他去,我方委任王的第一科科長徐風笑代理永城縣長(不久既為縣長)。可是,頑方又委任王鳴岐為頑永城縣長。王被委任后,帶著十多個縣府官員,十幾支長短槍,從亳州方向,秘密潛回永城的龍崗一帶,準備聚集力量與我爭奪永城的領導權。我抗日成果,豈容他人染指?

        經批準,1939年六月的一個夜晚,楊斐率三中隊由副中隊長劉曉東帶領的幾個班(其中有謝俊卿任班長的一個班),直奔王鳴岐在白廟附近的駐地。把門剁開后,王等還在夢中便做了俘虜。我除繳獲王部的全部人槍外,還繳了王鳴岐的大煙槍和縣長大印,以及其他物品。王鳴岐的駁殼槍(為扒子鉤)修配后由中隊長使用。

        不久,學生大隊把王鳴岐一伙交永城縣府,縣以后又把他交永城獨立團看押,四一年反頑斗爭時,因環境惡化,過路前方把他處決。

        智擒菊華生。菊華生是永南的一個慣匪。日軍來后,他是雜八隊的一個頭目。他經常住他的姘頭處。我掌握情況后,1939年六月的一天拂曉,學生隊突然包圍了菊的住處,由盛瑞堂出面請菊出來談話。菊華生帶一把雙響的快慢機由隨員陪同出來,他看勢不好,便想拔槍抵抗,槍未取出,即被繳下(隨員逃跑)。撤離該村的路上,把菊處決。快慢機(學生大隊唯一的一把快慢機)由楊斐使用,后又轉交壽松濤。

        三中隊還槍斃了土匪頭子王秀云、孫XX(孫殿英的家族)、蔣XX;鎮壓了漢奸吳傳鼎。永西人民稱頌學生大隊為“玉面包公”部隊,有冤有仇均找學生大隊去訴。

        四、幾次較大的變動

        學生大隊成立的四個多月中,經歷了幾次較大的變動。

        首先,調整大隊干部。1939年1月,大隊長王振邦調永南地方大隊(該大隊轄徐文英一個連)任大隊長,中國永城縣委書記壽松濤兼任大隊長;李品立調永城二區任區長,米蘊輝任政治指導員;盛瑞堂雖留任,但他是永城縣委委員,分管一、二區黨的工作,已很少隨學生大隊行動。

        不久,楊斐調永城一區任區大隊長。

        隨大隊干部變動的還有:

        劉嘉貞任學生大隊副官;陳杰、吳淑坤調永城縣婦聯;賈鐵梅(女,方中鐸的愛人)任學生大隊宣傳隊長。

        撤銷組建不久的大隊特務中隊(該中隊四個班,五、六名黨員),副中隊長陳繼增回一中隊任中隊長,指導員劉寶亮任一中隊救亡室主任,部隊并入一中隊。壽去后,大隊成立了衛生組,蒯汗杰任組長,蔡新?、蔡新安、蔡振鐸等五人任組員。

        壽松濤到任后,叫副官發給每人五角錢的永城流通券(一種粗糙的牛皮紙票子)。第一次拿到零用錢是很高興的,雖然只有五角。

        這時,游擊主力集中開辟淮上,由學生大隊留守永城,其活動范圍擴大到全永,重點是永南。

        其次,改變番號。1939年1月,部隊活動到馬橋一帶發了夏裝,并改永城學生大隊為新四軍游擊支隊獨立大隊,成為支隊直接領導的部隊之一。

        第一次穿上軍裝,帶上新四軍背章,一掃“土八路”的外表,顯得頗神氣。1939年七月獨立大隊去高莊一帶活動時,群眾無不投以欽羨的目光。當時一些人爭著和學生大隊拉點關系,請領導吃飯者絡繹不絕,甚至排不上號。

        大隊人馬駐李暗樓時,賈鐵梅住李品立家。她穿著短褲,留著短發,開朗而且豁達,像一個活潑天真的小伙。她曾引起村中男女老幼的圍觀,成了李暗樓的第一號新聞人物。似乎她的一舉一動都叫人好笑:院子里有棵棗樹,棗還未紅,她非要大娘打給她吃;她把辣椒叫“辣子”,一天三頓都叫大娘給她炒辣子;她把筆(bei,永城方言)叫筆(bi),說她的筆壞了要借李品立的筆用,大家更笑得捂不住嘴……她指揮宣傳隊唱《保衛馬德里》等歌曲,勁頭十足,大方而且帶有洋味。總之,從她身上看不出知識分子和閨秀之氣。李品立同志的母親一提起賈鐵梅,便樂得合不上口,老人家常向人打聽她的消息。這大概是永東人民看到的第一位新型的革命婦女。

        不久,宣傳隊被取消,賈鐵梅回游支三團政治處工作(以后她又調去抗大四分校,任女生隊指導員)。

        從永東回永南后,獨立大隊便常和游支三團靠近駐防,三團政治處常派人去獨立大隊指導工作和籌辦紀念“八一”活動。紀念“八一”大會是和三團一起開的。從形式上看,獨立大隊此時似已附屬三團領導了。

        第三,編入三團。1939年舊歷八月十五日前,獨立大隊正式編入三團,成為三團三營。一、二、三中隊,編為七、八、九連。干部作了調整:大隊長、政委回永城工作,米蘊輝仍任政教;一中隊(七連)連干未動,二中隊(八連)連干回地方工作,陳體恕任連長,劉寶亮任政指;三中隊(九連)暫留永城活動。改編后,支隊政治部從學生出身的干部戰士中,抽調一批人去支隊政治部培訓。被抽調的有:劉永岑(原學生三中隊政指)、謝俊卿、尹傳良(三中隊排長)、邵士杰(三中隊救亡室主任)……培訓后任連指導員,大部去了西華部隊(游支二總隊)。

        三團是游支三個主力團之一,當時只有兩個營,急需充實。改編學生大隊的同時,還把永南三區胡克明大隊,編為四營。

        擴充后的三團,部分團、營干部:

        團長周時源,政委方中鐸。

        一營、營長張永遠,營的代號“西湖”;二營、營長蘭橋,營的代號“巢湖”;三營、營長姚元清,營的代號“洪湖”;四營、營長胡克明,營的代號“黑海”。

        1940年年初,八連(原學生二中隊)調為一營三連。姚元清營長,喜歡這個部隊,曾為八連的調走,流了眼淚。

        以后蘭橋率三團二營返濉杞太,擴大了濉杞太獨立團,三營,隨改為二營。

        學生大隊編三團后,開赴亳東活動,在觀音堂、劉集過的八月節。從此,活動地區,便不限于永城。“學生大隊”這一名稱,也僅存于永東屠慶太部。

        五、綜述

        回首笑看往事,更感歲月崢嶸。回憶起學生大隊,似使人又回到火熱的抗日戰爭年代,產生對往事的無限懷想。

        學生大隊是我黨、我軍直接培養撫育下,和敵偽頑匪的斗爭中成長的一支部隊,年輕、純潔、朝氣蓬勃。它不僅有較高的政治覺悟,也有較高的文化;它土生土長,根深苗正,和共產黨有很深的感情,和永城人民有血肉的關連;它在永城有較大號召力,因而也具有較大發展前途。學生大隊成立之初,就緊緊跟隨黨前進,一切聽從黨的指揮,在黨的領導教育下,很快打消了鄉土觀念,拋棄個人利益,服從黨的需要,愉快地編入主力部隊。

        學生大隊,獨立存在的時間雖然不久,然而,它卻起到了它應起的歷史作用。學生大隊的成立,標志著永城第一次有了黨領導的武裝,打破了敵偽頑匪的一統天下。

        同時,振奮了永城人民的抗日精神,推動了永城的救亡運動,配合游擊支隊,打擊敵人,開創了永城抗日根據地,向軍隊和地方輸送了大批干部。因而學生大隊在永城人民中留下了較深的影響。永東一位老秀才贊頌學生大隊的一首詩:“八路四軍萬眾欽,幸兒參加學生軍。同仇敵愾救中國,老夫耄矣亦笑頻。”頗能代表人民對學生大隊的感情。

        1939年,正是游支大發展的時候,缺少干部,缺少知識力量。學生大隊編入游支主力,正適應當時的急需,其中很多人被部隊迅速培養為基層干部。從1939年初到1940年上半年,學生大隊的學生隊員,絕大多數當了干部。據我所知,任連指導員的就有:劉傳新、劉寶亮、屠慶元、劉永岑、劉便欽、翟寶三、翟寶樹、屠慶春、周法言、蔡鐸、邵士杰、謝俊卿、周尚文、蔡新潔、尹傳良、趙秀……這里還不包括相當于連指導員的一批機關干部和新永東學生大隊的干部。

        學生大隊成立后,也正是永城開辟新區,建立基基層政權的時候,學生大隊便向地方輸送了一批干部。初建的永城二區干部,大部是學生大隊的成員。如李品立、蔡新銘、趙子杰、蔡振綱、屠云乾、張化東、張彥秀……還有其他區的。

        現在看來,把學生大隊補充主力部隊,固然是件好事。然而從長遠和發展的觀點看,這樣好的一支部隊,過早地編掉,不能不大大地限制它的發展可能和作用的充分發揮成了一個遺憾!如果采用主力“地方化”的形式,排個把主力連隊到學生大隊進行傳幫帶,學生大隊就會被很快“孵化”出來,或再讓它獨立存在一個時期,派一些外來干部加強領導,然后由大隊而團隊(在此基礎上成立一個團是毫不困難的),再加入主力部隊的序列。其作用就不只是一個“補充營”了。這樣看來“慢”點的方法,發展起來的部隊,往往比較鞏固。比那種整團編過來沒經過很好改造的部隊,要好得多。可以設想:學生大隊如發展起來,絕不會走劉子仁的道路,相反,它還會作為一種抵制力量,在一旦出現了類似劉子仁事件時,使永城的局面不致那樣急劇惡化。當然,這都是后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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